为人类的活动立法，这就是康德的志向，而且认为，这也应该是所有知识分子共同的天职和“志业”，因为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个特殊阶层，他们是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主导者，而这个领域存在的目的就是为生产和交换活动制定法则，为人类行为制造规范和价值标准。

在康德看来：人最杰出之处，便是他内心中拥有道德法则，这使人的行为是“合目的的”，是符合社会法则并在法则支配下进行的，而不是盲目试验的被动反应。康德认为，道德的基础便是遵守法则，服从法则的支配，因此，一个讲法则的坏蛋，在道德上也要超过一个“无原则的好人”——这就是伦理学（实践理性）的实质。

康德对于法则的重视，从随便的例子中便可以看出：康德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大学获得了钟点讲师之教席（中国当下的学院体制与欧洲类似的，就是硕士毕业只能当讲师）。所谓钟点讲师，就是看学生来听课人数的多少收费。当年，曾经有一个学生通知康德说，自己决定来听他的课，只是说过之后，却总也不来，后来，这个学生让康德推荐他做律师，康德则坚决不写推荐信，而且还批评这个学生言而无信，即他的行动“不能受法则支配”。康德认为，这种“心中没有道德法则”的人根本就不配当律师。

康德自己对于“钟点法则”可谓身体力行，这包括他一生都生活得如同钟表那般有规律，整个哥尼斯堡也都把康德当作法则、规律的象征，著名的典故是康德每天中午12点出门散步，分秒不差，所以每当康德出门，大家都知道这是正午12点了。

不过，康德的研究者们却对这种“钟点法则”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他们说：康德之所以生活得如此有规律，其根本原因并不是伦理的，而是“生理”的，不是出于道德目的，而是为了“养生”。卢梭毕生为泌尿系统疾病所困，康德则为“心肌缺氧症”所苦，至于究竟病症如何，今已难考。不过，我们知道，在18世纪的欧洲知识界流行卢梭所讥笑的“疑病症”，即怀疑自己有病，这乃是知识分子中的时髦，其实这也与当时的中国差不多，即“以病为美”，也就是《病梅馆记》里所写的那种时尚，它也一直在中国士大夫中流行。

总之，康德似乎也是个“林妹妹”，他天生胸腔塌陷，所以一辈子总是担心自己随时会死掉，这种疑神疑鬼的忧郁症对于他的思想和哲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养生，为了与“疑病症”作斗争，康德方才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严格管理，并且严格地按照作息时间表身体力行——无论这种精神分析式的说法是否靠谱，坚持严格的、有规律的生活确实给康德带来了好处，因为康德最终活了80岁，而且去世的时候毫无痛苦。

康德对自己为人类制定的普遍法则——以数学、逻辑学和语言学为基础的形而上学非常满意。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人们也会心悦诚服、“普遍赞同”地这样说：这正是人最基本的美德，是一个求学者先天具备的美好素质，一旦认识到这一被上帝植入所有人内心的法则，人们就会感恩戴德地遵从它，因为这是普遍而终极的法则，是人人具备、人人同意的法则。

不过，世界上总是还有这样一些特立独行者，他们对“普遍法则”的说法深表怀疑，并指出康德所说的“先天法则”不过是布尔乔亚社会——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道德法则，因而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法则。这些人甚至认为：一切法则，无论它号称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无论是现实的还是人们头脑中产生出来的，都无非是特权阶级和统治阶级制造出来、束缚人类社会发展的工具。持这种观点的人，前有卢梭，后有尼采和马克思，这些人的英名与康德一样永垂不朽，而他们却都是与康德完全不同的人，即这些人是“天生的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