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根据有关部门中上层领导同志的指示，重新宣传了一下上述教导。

可是这个“首先是、其次是”的论述格式，译成外文后，外国人是死活也闹不明白究竟是啥意思。先是一个日本记者，后是一个欧洲人，没完没了地与我讨论：什么叫“首先是党员，其次是作家”，是不是中国有规定，首先入了党，成了党员才能获得发表作品的权利？

在革命成功之前，文学的批判性战斗性毫无疑义，哪怕是文人相轻、妇姑勃溪、杠头搬杠、小题大做，客观上也可以归纳到革命与反革命的血战中，例如鲁迅的关于硬译的观点，竟也被涂上了鲜红的颜色。

革命者取得政权以后呢？继续革已经被打倒、被驱逐、被镇压的阶级敌人的命？继续打落水狗？好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但不可能只此一宗，全部作品都是这样的规格。提出新的社会问题与进行新的批判与呼号？怎么你像是成了对立面？马上有人说你变成了批评革命批评共产党的啦。难矣哉革了命而且取得了革命胜利的作家们哟！不仅中国如此，例如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她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长期从事与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斗争，她蹲过种族主义者的监狱。1986年在纽约的第48届国际笔会上我听过她的发言，她的自信与全称肯定或否定的句式只有一个人可以与之相比，就是我1998年在康州三一学院听到了她的讲演的曾经的第一夫人即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正义在手、所向无敌的纳丁，在南非剧变、她追求的各族平等事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显然没有找好新的感觉。2008年，她在家中遇匪，因为她拒绝交出结婚戒指，她还遭到了殴打。或谓，抢劫她家的人正是她当年为之奋斗的弱者与被欺凌者。

共产党面临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职能与格局的转变，文学呢？革命前的文学会很良心很激烈很高潮很成功，革命前的文学家像志士丹柯，掏出来并举起来自己的心，充当火炬，照耀着黑暗的世界……革命后的文学呢？踌躇意满？一片赞歌？一派欢笑？一律拥护？继续思考？继续批判？以笔为旗？以笔为枪？宣泄新的牢骚？进入纯文学非功利状态？与政治拉开距离？干脆追求印数、成为产业并且上到福布斯财富排行榜？全世界还缺少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我的初步想法是：

文艺，尤其是文学，在旧中国常常倾向于左翼，用舒乙同志的说法，就是1949年时，跟着国民党逃亡台湾的作家人数，不足全体作家的10%。

但是，文学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太文学化、理念化、感情化了。文学知识分子是一些个主体性极强的人，他们对于革命的理解与追求，决定于他们自身的主观色彩。它与现实的以农民为主体、以武装斗争为主要路径的中国革命，与有中国特色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事业，与执政兴国的大操盘大格局……不可能完全一致。革命由于自己的胜利与严酷性和全面承诺性，对于文艺的要求是文艺必须听命于革命。各种整顿不可避免。雷霆万钧的革命语言已经积累了我们的前进的排除万难的气势与惯性，革命成功了，对文艺的整顿仍然是有增无减。

越是真正投身于革命、最最拥戴革命的作家，越是受到了政治运动风暴的冲击，例如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白朗等。而解放后一心拥戴革命的老舍，结局也最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