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我又重新坐上了北京的公共汽车。上下的车门口很拥挤，老人小孩很多。为什么拥挤？为了早点上去，找到一个空座。以往没调回北京时，我从固安回北京休假，也短不了因为这事那事而上街、坐公共汽车。汽车上人拥挤，也就在这时候我才念起农村的好儿：敞亮、松快、空气也好，从不见人挤人，满脖子流汗。遇到休息时，大家伙随地一坐，也不分谁在上边与下边。可北京不行，汽车上座位有限，你坐了我就没座，我坐了别人就没得坐了。难道这就是城市应该有的风气么？十五年前我由北京去了新疆，历经万里迢迢；七八年前调到了固安，那也还有百里迢迢。如今我回到了北京城市之中，此刻在西城区，离天安门也就三五里地，大家就如同住在一个村子里的乡亲似的，为什么就为了车上的一个座儿，还这么你争我夺的，多给北京人丢脸哪！

我这样想着，是因为我站着，我身边还有老人和孩子，一个个都跟我似的，都挤的四脖子汗流。人都只有一个脖子，为什么要说“四脖子（汗流）”？这句俗话大概为了形容其多，一个脖子流了四个脖子的汗！想到这儿，我由衷佩服起创造语言的老百姓。也是说远了，眼下我还是车上站着，怪罪自己同城市的人都是瞎想，只能心中暗说：“等一天我坐下的时候再说。”且说又有一天出门，刚上车我就坐下了，坐在窗户边上，还有微风袭来，很舒适。大约也就从这时起，车上乘客渐渐多了起来。我一边是窗户，另一边是人墙，人墙朝我压挤而来，我向空着的一侧倾斜，车厢的墙壁很硬，但还是有可能把我挤成“相片”。这时，我看见一位老太太被挤到我的跟前，手中还拿着东西，人倾斜着。我一阵血涌，立刻站起身子：“大妈，您坐。”

我扶大妈坐下，我也就站在她那个位置。身边传来周围乘客的赞叹声：“这位大哥仁义，还知道心疼老年人……”

我听了也有些动容，您过奖了，我今年37岁，刚从外地调回北京，因此对北京充满感激之情。以往我还在固安时也常回北京休假，那时也乘坐过公共汽车，那时也遇到过拥挤，可那时就从没有想到给老人让座，遇到拥挤的时候，我甚至有些赌气，你挤吧！你挤吧！我既然坐下来了，就不再站起来给旁人让座！你们命好，生来就是北京人，你们出门是办事的，一会儿一回家，想歇着就歇着了。我可不行，父母家终归不是我的家，我休完这三两天的假，还得骑车回固安，我得骑四个小时的自行车，跑一百华里的路啊。跑到中途经过大兴县黄村时，我才能把车往饭铺门前一锁，人进去吃碗炒饼。倘使这月工资还有富裕，就吃肉炒饼；如果钱紧了，就只能吃素的了。那时我还在挣扎，心情不好，进入北京即使看我爸我妈，也是一种自我凭吊，凭吊老北京的一切，也凭吊自己走过的往昔。心情如此，还管公共汽车上遇见到谁！这样一来，心情又跌落下来，刚获得的那种昂扬一扫而空。

更多也更重要的跌宕是产生在文化部。一次去那里听报告，一位领导无心说起为什么要从基层向文化部调人的事。他说了大意如下的话：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加强对样板团的梳理，既要整顿，也要建设。考虑到“四人帮”的长期经营，于是就不能不掺沙子进去，从全国地方上选一些中年业务干部进去，换血，改变以往的成分。这是出自大的政治环境上的考虑，又希望新调进去的人能够塌心做好业务干部，起到一种优秀的螺丝钉的作用。这或许就是文化部直接调我的真正原因。掺沙子—我难道就是那革命的沙子么？当然，长期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再不能脱产做那以空对空的运动了。何况我也不是个善于参与运动的苗子，我还是沉下心来好好当一名业务干部吧。

尽管还有反复，但我今后究竟当怎样的一个人，却通过公共汽车上的让座这样的小事安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