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与袁先生合作之前，范先生就突然去世了。他是倒在了在承德举行的编剧讲习会的讲坛上。他正在给河北省的年轻编剧讲自己的经验，心脏病突然发作，他就倒在了工作状态中。我很感慨，深感老先生们都上了年纪，如再不抓紧，丢掉的东西就更抢不回来了。正是这样的触发，才使我决定去找袁先生的。总算在袁先生还有精气神的时候，我和他完成了这项工作。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李世济约我为她写一个关于武则天的剧本。她这样说，武则天在政治上是强者，但她在家庭中是弱者，丈夫与儿子都不支持自己的改革，所以她内心很痛苦。正因为有了这痛苦，才用得上我们程派。这是一。还有二，这出戏能“抓人”的地方，得是程派与裘派之间的“撕咬”。过去，程先生与裘先生还从没在舞台上面对面“撕咬”过。他俩也不是一个辈分的人。可咱们这戏里就有这场面。戏的二号人物是她政治立场的对立面，人物名字叫裴炎，是上一个朝代的大臣，他道德文章都很好，只是不能遵从武则天改革的路线，于是就拼命与武则天搏斗起来。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派”。正因为有这样的特征，演他用裘派才合适。我听得很入迷，有了这样的两项规定，这个剧目实际上就已然立起来了。但我依然工作了四年之久，戏才终于上演。这实在是很熬人的日子，今天改一段唱腔的辙口，明天推敲另一段话白的语气，真是没完没了。但一切又都是合情合理的，并且是带有韵味的。写京剧本子真不同于写长篇小说，作家下笔千言万语，洋洋洒洒都是自己的东西；可剧作家呢，仔细琢磨戏中的一个节骨眼，可以一千遍一万遍地推敲，最后是在舞台上呈现出精彩。观众在高声喝彩时，哪儿能想到当初在舞台下琢磨它的那些人与那些事呢？首先，戏剧是集体劳动；其次，编剧在其中只是一分子，并且不是最主导的方面。

世济所在的剧团中，并没有很强的裘派演员。这也不能怪任何人。自诸多流派先后问世之后，拥有哪些流派演员，就决定了这个剧团唱哪些戏。世济与李和曾同属二团，因此他俩各唱各的戏，谁也不太容易用得上花脸，更何况是裘派花脸。这也是没办法。当初北京京剧院拥有了马、谭、张、裘，四人各唱各的戏，同时横向上也可以合作，这天地有多大？可现在，花脸能与裘先生“差不多”的人早都不在了，你还能要求观众像捧他们那样捧你么？难了。李世济也知道难了，但她还是要尽力去争取。等进入排练后，她特意从外边“借”了一位中年裘派，还临时加入一位心腹担任副导演。最后演出了，效果不是“最好”，这也不是那位“借”来的不努力，而是他在个人影响上无法与世济的威望比，所以“再努力也无法达到两个流派的平分秋色”。同时在我修改本子时，也必须根据演员名声的大小，来安排角色任务的轻重。究竟是谁陪着谁唱，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但我有时控制不住自己，我习惯像真正的作家那样，自己做自己的主，自己去安排场上的一切。请注意我“自己做自己的主”这句话，它在剧团里是颇为犯忌的。在剧团里，许多人一辈子也没让（或没敢）“自己做自己的主”。我知道，我偶然犯一回忌，世济夫妇还能容我，如果我老是犯忌，他们团就要让我“开路”了。还说与武则天对立的这个二号人物，我有时一高兴，就给他写出最最感动人的唱段。世济的爱人老唐就明确告诉我—你戏中最漂亮的一段唱，就是给裴炎临死前写的那段。这符合事实。但我没听出来他这番话实际是委婉的批评—老唐的心声则是：你给李世济写戏，怎么把最重要的戏写到其他人身上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