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确实为达尔文的解释提供了一些支持，但可能尚不足以说服怀疑论者。人类已婚者与未婚者间出现的死亡率差异仍可能是结婚（现在是指一夫一妻的结合）所带来的结果。

在达尔文的这一推论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它假设已婚者与未婚者的死亡率差异与遗传有一定关系。若拥有次等基因的人无法结婚，那么自然选择就只能通过婚姻市场来发挥作用。一个人若健康状况不佳，那么他结婚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这种健康差异完全源自非遗传因素。为婚姻市场所歧视的是不健康的人，而非糟糕的基因。基因对个体健康与个体死亡率有一定影响是一种合理的假设，比如，我们掌握了大量关于遗传性疾病的证据，但归根结底它仍旧只是假设而已，难以测其真伪。要证明已婚者与未婚者之间的死亡率差异与遗传有关，就必须进行特定实验，但这类实验已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

除婚姻市场外，生物学家还发现了自然选择可能影响人类的其他方式，其一就是生命周期早期的选择，包括对精子与卵子的选择。许多医疗手段都是针对老年人的，几乎完全不影响自然选择对整个人口的作用。老年人已经过了可育年龄，若医学能让他们多活10 年，也不会对下一代人口的遗传组成有任何影响。（在这一讨论中）只有当患者在被医学挽救后繁衍了后代，医学的作用才会真正凸显，因此，但凡针对已达到不可生育年龄者的医疗行为，我们都可忽略。

自然选择对坏基因的淘汰作用，许多都发生在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女性会产生数百万个可形成卵子的细胞，但最终能成功发育为卵子的只有寥寥数十个而已。在这数十个卵子中，也只有少数几个能受精并发育。就算已成功形成胚胎，也只有约30%能成功发育成婴儿，剩余的70%都死亡了。男性会产生数以十亿计的精子，但只有极少的精子能成功将自身DNA传给下一代。精子与卵子的死亡率是极高的，胚胎在发育早期阶段的死亡率亦是如此。我们不知道自然选择对此类死亡率的作用大小，但我们知道其中确有自然选择的成分在。自然选择消灭人类坏基因的方式可能是阻碍一些配子成为受精卵，并阻碍一些受精卵发育成婴儿。要降低此类早期死亡率，医学基本无计可施。就算医学削弱了自然选择的力量，那也是在生命周期的后段，即介于出生（或稍微早一点的时候）与老年之间。因此，自然选择在“文明民族国家”发挥作用的方式基本与它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惯常方式相同。

总而言之，人们依然对医学和福利是否削弱甚或暂停了自然选择对人类的作用这一话题有着热切的兴趣。一些作者假定答案是“是”，他们也不无正确的可能，（某些国家的）人也许正随着自身DNA的逐渐随机化，经历着独特的进化历程。文明可能会引导我们走向灭绝。不过，那也只是假设而已，尚无定论。正如达尔文所言，自然选择仍可以通过婚姻市场发挥作用，它甚至还有可能影响生命周期早期阶段。如此一来，文明既可以展现“我们本性中最为崇高的一部分”，又不用削弱自然选择力，换言之，不用将我们推入遗传退化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