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见他，不过那时只是碰见而已。认识他是在1917年的下半年开始的，那时我转入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一直在哥大学政治。从1917年下半年起我们是同学，就西方的政治思想史说，我们也是同班。他无意取学位，但是写了一篇很好的《主权论沿革》。

张奚若家没有什么大矛盾，可是有长期的小摩擦。他同杨景任的结合是新式的结合，他有过旧式的结合。所谓“旧式的结合”是把彼此不认识的双方经媒人说合成婚。张奚若的头一次结婚是怎样了的，我不知道。杨景任在苏格兰大学毕业，他们是在苏格兰结婚的。结婚后，到了巴黎，我才看见他们。这个结合是自由式的。张奚若头脑里想的可能是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他发现杨景任不是“知识分子”，假如所谓“知识分子”是用知识去办大事，像他自己那样。杨景任不是他那样的知识分子，她是英、美人所说的Womanly woman（女子女子），这实在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性。要看她这一方面的性格，最好是听她同宵叔玉太太的谈话，两人都争分夺秒地谈，由赵、钱、孙、李到黄焖鸡到红烧肉。杨景任这一方面的性格虽然突出，然而她总是支持张奚若的。从昆明搬家回北京一事，由她一人承担，显然是勇于负责的事。

张奚若这个人，王蒂徵女士(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他的文章确实太少了。我只知道一篇《主权论沿革》，登在《政治学报》月刊或季刊上。这个刊物只出了一期。据我的记忆，经手这件事的是奚若的夫人，前不久才去世的杨景任女士。那时候她在上海读书。以后没有多久，她也到苏格兰念书去了。

张奚若的主要点是民主革命，至少开头是这样。他曾同我说过，“孙中山的演说，你听着听着就跟了他走下去了”。这大概是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胡适也在上海，懂得一些英文，可能帮助过张奚若学英文，胡适一直说张奚若是他的学生。而张奚若并不承认。他的英文也不是从胡适那里学的，同盟会中帮助他英文的人可能不少。他是作为革命的青年到美国去的，同去的人有王夏将军。他确实得到扎实的书本知识，但是，忽略了和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家庭交朋友，有些事情，他未免就用家乡的老办法去办。例如要裁缝给他做一身新衣服(美国的低收入的人不缝衣服，买衣服)。裁缝做的不合身，奚若要他改，他也不改。奚若同我到店里之后，裁缝仍不肯改。我说，“找我们的律师去”，旁边有一个人听了就说，“哪里不合身，让我看看”。他看了之后，说“这确实应该改，也容易改”。问题在于“我们的律师”。这表示中国学生是有法律顾问的，不只是临时找律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