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名著《追寻现代中国》中,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感叹：“了解中国没有终南捷径……我们可以从任何一点切入历史记载,带着萦绕心际的问题,找寻到那些看似能折射现状的事件、人物和历史氛围。”异曲同工的是,在新书《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中,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则试图以社会学家的视角,从那些“能折射现状的事件、人物”中,为我们勾勒出中国转型社会的轮廓与模样。

事实上,我们不难从孙立平教授的作品系列中探勘出他学术思想的发展与变化,以及其背后所折射的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迁。《断裂》《失衡》与《博弈》所构成的“社会断裂三部曲”,谈论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断裂化、定型化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的基本表征、运作逻辑、利益冲突与和谐之法；“社会转型三部曲”中已出的两本《守卫底线》与《重建社会》,则强调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应坚守社会生活底线、再造基础秩序。如果说之前作者更注重分析“中国社会是怎么样”以及“制度是如何失败的”,那么在《重建社会》一书中,作者则更侧重讨论“中国社会应该怎么样”以及“制度怎样才能成功”。

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

在代作序言的《超越稳定,重建秩序》一文中,孙教授开门见山地表示,“目前在改革的需求和改革的实际进程之间存在着一个较大反差”,而这种反差与我们对社会矛盾的评估、对社会危机可能性的判断、已经形成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有直接关系,稳定思维已经彻底代替了本来内涵更为广博深邃的和谐概念。联系到多年来孙教授一直强调的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定型化”这一社会背景,即“贫富差距开始固化为一种社会结构”,那么如果片面地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就很有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危险的停滞：触动基本利益格局的体制变革无法实施,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改革举步维艰,社会中现有的基本利益格局愈发稳固。

孙教授认为,其实在看待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冲突与矛盾时,应当对这个社会的稳定有足够的信心：绝大多数问题不是威胁全局性稳定的问题,我们社会中应对这些问题的条件也相当不错；更重要的是,基于利益的冲突终究是理性的冲突,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的方式和平地、非暴力地解决的。因此,我们最应当考虑的,不是消灭这些冲突与矛盾,而是要为它们设立规则、提供制度化的解决方法；我们最应当直面的,是“用秩序思维替代稳定思维”,即用主动的、动态的、与活力兼容的秩序思维重建社会秩序,让事情进入“可治理状态”。在此,孙教授提出了贯穿全书的主题：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和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

孙教授这一语重心长的建议与告诫,在谈论“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时得到了呼应。他在分析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后提出,好的制度能让我们以重建社会为契机再造经济、以社会变革为手段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要知道,中国在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中所面临的挑战,与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面对的问题非常相似。“历史表明,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生产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是十分艰难的。转不过去就会酿成一场危机。”而在危机中消失的除了经济层面上有形的财富外,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上人们退减、破灭、消逝的意志、信念与坚持“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当你读到这样似曾相识的句子时,是否相信它指的仅仅是八十年前大洋彼岸的那场风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