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认为,如果要为这部30年的企业史选一个标本人物,“身上聚集了一个商业传奇的所有戏剧性要素”的史玉柱可能是最典型的。这个信奉“成功至上,生存第一”的达尔文主义信徒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和企业的缩影。当他在巨人集团解散后败走蛰伏时,一位年轻人在写给他的信中说：“你必须站起来,你知道吗,你的倒下伤害了我们这代人的感情”,这样的话语如今读起来依然让人心痛。但舔净伤口的史玉柱却最终以一种十分怪异的方式站了起来,成就的是饱受争议的保健品“脑白金”与遭到质疑的网络游戏“征途”模式。四壁皆是贪念,环顾均为私心,满目俱存功利,潘多拉的盒子里放出来的这些人性的恶,难道就是我们30年来所希望得到的吗？

或许这部企业史里最不像企业家的企业家白芳礼老人,可以使我们依旧相信人性中善的存在。说他是企业家,因为他的确创办了一家支教公司；说他不像企业家,因为与所有显赫的企业家相比,他无疑是最穷的一个。20年来他蹬了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8周距离的三轮车,却把超过35万元的全部所得捐给天津的各所学校,资助了300多名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当老人在93岁去世时,私有财产账单上的数字是“0”。这样的伟大才真正值得我们动容。他是灵魂的光,是世上的盐,是在这个时代的现实里道德与心灵可以依傍的最后感动和骄傲。

吴晓波在上卷结尾引用了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对“丛林法则”的经典论述,认为这是中国企业史的一条公理：“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那种。”但下卷的风云变幻却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组织生态学者汉南与弗里曼的观点：如果外部环境是变化的和不稳定的,那么组织就容易演化成灵活、迅速、富有弹性地对变化做出反应的“通用性”结构；而在稳定和确定性的环境下,组织的结构则往往是能较好适应稳定环境的需求、效率较高的“专门化”形式。

当我们为中国企业眼花缭乱的举动与反应而头昏目眩时,是否也应该想想,他们面对的是一种多么复杂的生存环境与一种多么诡异的外力威压？当我们为中国企业家在畸形的制度下显示出的各种难以想象的智慧甚至狡诈而瞠目结舌时,是否也应该想想,他们昔日的成功经验在正常的商业环境中有无可能成为歪门邪道甚至覆灭之源？

吴晓波在下卷末章引用了詹姆斯·金奇在《中国震撼世界》中的话：“从一开始,中国改革就是一个被自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推动的过程,只不过以从上至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呈现。”但我们不得不同样关注金奇在该书序言中的语重心长：“大国的崛起,以及随后由盛转衰……很少会遵循一种简单的、直线型的方式。其间充满了迂回曲折、虚假的黎明和蒙蔽人的信号。”那么,在30年后,我们是否依然需要选择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与包装？是否依然需要保持一种对权力的迷信与盲从？是否依然需要警惕一种在破土而出后对原有扭曲体制的依赖和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