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别人对自己尽忠、自己又对他人常怀疑忌,这种心理之强烈,连新婚的宋美龄都感觉蒋介石对人“防患太过”。至于“好使部下力量对立”,有意让CC系、力行社、政学系等拥蒋派系三足鼎立,又使国民党和三青团互相制衡、中统与军统相竞相成,同样是因为蒋介石对部下信任不专的心理作祟。就像作者之一王奇生所说,“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任何人都不可信赖,想不独裁也难”。

除了成长环境,知识结构与学习习惯也影响着一个人的性格养成,而蒋介石的折中与矛盾在其中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蒋介石的自我角色定位并不是军人,在不同时期大致包括圣贤、豪杰、革命领袖等三种定位,他的阅读取向基本上也围绕于此。要做圣贤,所以重视进德修身；要做豪杰,所以关注兵略政术；要做革命领袖,所以对各国革命史有持久的兴趣。因为蒋习惯慢读、精读、复读,阅读量不可能很大,所以与三大角色关系不大的知识性、消遣性、趣味性的书籍更是甚少旁骛。

但这三大角色其实是难以兼容的。要想内圣外王、立德立功立言,就要努力通过温良恭俭让、中庸保守来做到修齐治平；要想当豪杰或者领袖,却又少不了浪漫、幻想和激情澎湃的个性,“难免趋于激进、激烈、暴力乃至不择手段”。

吊诡的是,“‘独裁’者的‘全能’也只能是有限的”,甚至在面对各种制约因素时也是无可奈何的。由于“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蒋介石在从军事领袖向政治领袖转型的关键进程中曾困难重重,接班人之争与党统之争还夹杂着国共之争、路线之争、派系之争甚至粤浙地域之争。蒋介石与宋子文、孔祥熙等“皇亲国戚”的关系也有着外人所不知的烦恼、紧张、矛盾以至某种程度的斗争。

在统治大陆的23年中,因为国民党内部分裂或中共的军事打击,蒋介石曾先后经历三次下野。为了“做给外人尤其是美国人看”,蒋介石在1947年不得不提出国民政府改组与“一党训政下的多党合作”,即使这只是“被迫的、战术性、技术性的安排,而非主动的、战略性、纲领性的安排”。连精心安排的撤换“云南王”龙云的行动,因为各种偶发因素与误差,让本来正常的调职行几近演变为公开的武力逼宫,给蒋介石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任何读起来痛快、解气的所谓历史书,其客观性和准确性都值得怀疑”,同为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的杨奎松曾提出,好的历史著作应该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史料充分,引证清晰；二是充分尊重历史的复杂性；三是能够启发今人深入思考。窃以为,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足以符合这三个标准。

更为关键的是,此书避免了一边倒的、简单化的“以论代史”“以论带史”,避免了将历史视为教科书的定论、主观判断的注脚、公式推演的刻板必然。在心理历史学的视野下,作者们通过重塑细节、勾连比对,实事求是地分析当时的历史情境,体味与理解彼时彼地的种种局限、压抑和缺憾,努力从人的角度,去理解蒋介石经历过的大得大失、大起大落、大喜大悲,让历史重新具有钱穆所说的那种“温情和敬意”,变得有况味、有风姿、有重量。

遗憾的是,此书似乎以1949年为分野,对此后蒋中正诸般痛定思痛、念兹在兹、“置诸死地而后生”,大多浮光掠影、语焉不详,让作者强调的“寿终正寝”前的“淡定”,变得了无依凭。当然,这或许与蒋介石日记依时序对外开放的安排有关,不便苛责。

（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天下得失：蒋介石的生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本文发表于《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