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历克斯·英格尔斯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他一生最为关注的研究主题有两个：其一是“人的现代化”或“现代人”研究，其二即是本书所讨论的主题——国民性（Inkeles，1997）。由于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社会朝向现代化的转型日益加速，有关人的现代化或所谓“第五个现代化”的研究在此后二十年中曾一度成为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显学”，而英格尔斯和史密斯合著的《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英格尔斯、史密斯，1992）更是谈论“人的现代化”时无法回避的“典范之作”（叶南客，1998）。相比之下，英格尔斯前后“求索45年”的国民性研究（Inkeles，1997:2），在中国却没有引起这样高度的关注。尽管不断有人提及他与丹尼尔·列文森在1954年、1968年两版《社会心理学手册》中有关国民性的研究（参见周晓虹、张致刚，1990），但一方面由于国民性研究在西方学界不断式微，另一方面由于自鲁迅之后在中国谈论国民性或国民性的改造日渐被视为“愤青”之语，除了社会心理学界（沙莲香，1989，1990），鲜有人再对这一主题表现出高度的兴趣。

其实，上述两个主题彼此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都涉及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始终关注的大群体的社会心理研究。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国民性研究关注的是群体心理的共时态差异，即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不同国家或民族成员共有的社会心理特征及民族间的社会心理差异；而人的现代化研究涉及的则是群体心理的历时态差异，即包括现代化在内的社会文化变迁会在怎样的程度上重塑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群体的精神世界。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对国民性的理解，一样要放到现代化甚至全球化的变迁角度去思考。

“国民性”，又称“国民性格”或“民族性格”，英文写成“national character”。一般说来，国民性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或一个民族成员的群体人格，是一国国民或一个民族成员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心理与行为特征之总和，它赋予民族心理以质的规定性（周晓虹，1997：476）。如果进一步，可以将国民性确定为“多数国民所具有的稳定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是一种深藏于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属于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从本质上说，它是那个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心理”（袁洪亮，2002）。

尽管国民性或民族性格是一种社会心理学概念，但不同学科背景和不同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家对这一概念的认同是不一样的，这与他们对社会的看法不同有着很大的关联。尽管一般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承认，社会或民族、阶级共同体是由个人组成的，但是，对于个人是如何组成社会的，以及组成社会的个人与他们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究竟处在一种怎样的关系之中，人们却分别持有两种不同的立场：唯名论者充分肯定个人和个人利益的重要性，认为社会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物，是标示这个虚幻存在物的一个名称；而唯实论者则认为，社会固然是由个人组成的，但个人一旦组成社会，社会就有了独立存在的特性，或者说具备了单个个人所不具备的“突生性质”，因此，它是一个实在的整体（周晓虹，200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