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上述第一和第二条路径对国民性采取的只是一种印象主义的描述；而后一条路径则希望能够凭借现代统计学给出较为严格的定量分析。受到林顿和杜波依斯的影响，英格尔斯认为国民性应该等同于众数人格结构；也就是说它应该指不同的人格变式在某一既定社会中分布的一种或数种众数（Inkeles，1997:13）。英格尔斯的远见卓识表现在，他并没有简单地将这种“众数人格”视为“单峰的”，而可能是“多峰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有几种，比如五六种突出的人格类型，其中有些占10%～15%的人口比例，有些达到30%。这样的国民性概念可以照顾到经济阶层、地域、民族等所有现代国家存在的亚文化多样性”（Inkeles,1997:16）。

通过将国民性视为一种或多种众数人格，在讨论众数人格的测定方法之后，英格尔斯划定了国民性研究的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涉及社会文化系统对众数人格或国民性的影响，包括家庭因素对童年早期人格发展并进而对成人人格形成的作用、这显然受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在精神分析学家看来，家庭不仅是形式上的血缘关系系统或角色结构系统，而且是具有心理意义的关系系统，是社会组织的再生机构或弗洛姆所说的“心理代理人”（弗洛姆，1986：369）。非家庭因素对儿童人格发展的作用，以及城市化、工业化、经济增长与紊乱、大众传播和大众娱乐方式等对众数人格形成的影响；其二涉及众数人格或国民性对社会文化系统的影响，受卡迪纳的引导，在卡迪纳看来，代表一种文化特质的制度可以有两大层次：初级制度，包括家庭组织、群体结构、基本训练、抚育系统、谋生技能等，它们塑造了一个社会的基本人格；基本人格系统再通过投射系统塑造了次级制度，包括民俗、宗教仪式、禁忌系统和思维方式。研究者们讨论过众数人格对社会控制手段选择的影响（比如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是一种重视耻辱感的文化，而米德认为美国文化则是一种重视罪恶感的文化）、众数人格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比如，阿多诺认为德国人的“权威人格”是产生纳粹主义的重要原因），以及众数人格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关系（弗洛姆就曾指出，在工业社会中，纪律、秩序和时间感是必不可少的人格特征）。可以说，正是因为意识到“人格是决定社会文化形式稳定或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Inkeles,1997:104），后来在人的现代化研究中英格尔斯才会坚信：“如果在国民之中没有我们确认为现代的那种素质的普遍存在，无论是快速的经济成长还是有效的管理，都不可能发展；如果已经开始发展，也不会维持太久”（英格尔斯、史密斯，1992：454－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