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三十而立。”“我们这一代人”大都属“而立”之年。照我对孔子的理解，这个“立”的含义，并非时人所谓的“建功立业”，而是指确立责任、订立规矩，这也是儒家视野里的“成人”标志。“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规矩是什么？与上一个“学术代”相比，“我们这一代”又有什么特点？

上一个“学术代”指的是80年代文化热中的风云人物，他们不一定是生于50年代学人，也可能是生于40年代学人。他们的成长经历大抵相同，即十年“文革”正好是他们勃动的青春期，与挫折磨难相伴随的对社会问题的一系列深沉思考，需要表述与抒发。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他们中的精英，是带着上述思考跨进大学校门的，他们的学术活动带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烙印。80年代的中国社会，涌动着不断高涨的改革热潮，知识精英们大都选择文化激进主义的策略，把激情诉诸传统文化的批判，在此，学术活动的背后寄寓着救世热情。他们借助于学术，试图对各种社会问题都发表看法。

生于60年代学人的成长经历简单，更倾向于把学术活动确立为一种中性的职业活动，由生于60年代学人操办的《原学》，即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另外，与上一代学人积极引进西学相比，生于60年代学人愿意更多地关注中国自身的问题，关注国学，企图与1949年以前的国学大师们接上联系，缅怀“旧人旧事”。所以，与现当代西方思想家传记在80年代红极一时相对的是国学大师的传记在90年代争相传阅的盛况。我把生于60年代学人的这一进取方向视为他们欲在90年代寻找自身角色位置的努力。在大批同龄人“下海”经商并非想象中顺利的遭遇下，在中国社会的分工日益细密发达的趋势下，生于60年代学人自然必须考虑“我应该做什么”和“我能做什么”的问题。加上中国社会的逐步正常发展，那些被狂热政治运动的油彩所遮蔽的、被重大社会变故的波澜所淹没的而在正常的社会运作过程中又必然要显示出来的社会问题，便纷纷凸现于这一年代学人面前，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不由自主地回到中国、关注中国自身社会问题的客观原因。所以，生于60年代学人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准确地说，生于60年代学人是把“窗外事”拿到“窗内”来，以社会科学的立场、知识，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揭示，既无笔底波澜，亦非语中惊雷，但其意见或观点，可能更具建设性。

生于60年代学人可能一直在充当着“边缘人”的角色，这也许是“我们”的共同经验。

影响中国一代人命运的十年“文革”，“我们”与之擦肩而过，至多只保留些许依稀印象，谈不上是“见证者”，更无资格参与，属于“门外”瞧热闹的看客。

盛极一时的80年代“文化热”期间，“我们”可能还在读书或刚刚跨出校门。凭“我们”当时的学识，无力成为“文化热”中的核心人物，但受当时风气的感染，亦曾如孩童般加入这场盛大的思想狂欢运动，大而无当、毫无学理根据地把中西文化比较一番。上前台，“我们”轮不到，只好在幕后随着鼓点起哄，私下的热烈辩论，事实上是一种集体性的自我肯定和相互砥砺，确立“我们”的信念和对社会现实的责任意识。“我们”事实上是一帮身处边缘而又不甘边缘的人。

生于60年代学人并无明显的受挫经历，“我们”并无索回青春的要求，从而多了一种“从我做起”的决心；并无抨击不公的愤慨，从而多了一份“回报”的信念。

许多人以为生于60年代学人是幸运的一代，因为我们都是从校门到校门，学业没有被人为地中断过，接受了完整的学术训练。但在我看来，生于60年代学人在大学期间所接受的教育，依然属于“先天不足”。

生于60年代学人基本上都在80年代里完成大学学业(本科)，而80年代大学的课程设置、师资、教科书，都存在许多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