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于同治光绪交替的几年间挈四批幼童一百二十人赴美留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惜该等学生于光绪七年（1881）半途悉数被召回国时，仅得二人完成大学教育。例外之一即为毕业于耶鲁大学薛菲尔工程学院（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 Yale University）的詹天佑。然清廷安置返国诸生时并没有顾及这因素（诸生绝大多数未学有所成，当是导致清廷采漠视态度的原因之一），致遣三十一人之众分赴马尾、天津、大沽三处的海军教育机构续学 [有关数字尚未见现成资料，特别是遣往天津水师学堂及大沽船坞鱼雷营的人数需要说明是怎样查考出来的，均非在此能交代清楚。容后另文为之。也有以为总数还要更大，是三十五人；见高宗鲁，《有关詹天佑的史料问题》，收入凌鸿勋、高宗鲁合编，《詹天佑与中国铁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页66。高氏亦没有交代细节，大概把送往天津海军西医学堂的学生也算在内。]。表面看来，整整四分之一的留美学生被安排作职业海军人员。实际比例还要高得多。由于在美病故，选择留美，早已奉召返国等因，光绪七年遣返的学生实仅得九十四人 [《洋务运动》，册2，页167，《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如此清廷安排以海军为职业者，人数便高达三分之一！容闳及其挈美学生虽久为热门的研究课题，探讨者却鲜留意到这桩异常得很的遣返后安排和涉及人数的特高比例。

赴马尾的一组人数最众，共十六人；詹天佑就在其中。他们进入位于马尾的福州船政局（简称闽厂）之后学堂习驾驶（即准备毕业后当管带一类职位）。后学堂别彼等为一班，毕业时（即修毕课程时）列作第八届 [名单见《清末史料》，页437；《海军各学校历届毕业生姓名录》，第一辑（台北：“海军总司令部”，1996年），页16 。但毕业者不会超过十四人，因其中最少有二人（陆永泉、邓桂庭）未及毕业便离校他去；见Yung Shang Him容尚谦，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and Its Influence, 天下月刊，9:3（October 1939）, pp. 246, 249. 容尚谦此文前有李喜所加注释的节译本，《中国近代早期留美学生小传》，《南开史学》，1984年1期（1984年），页172-188；近更全文由王敏若译出，用译文和原文并收，再配上其他资料的方式合刊为一单行本：《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毕业后尚有一段上舰实习，甚至随后还另有充任教职的日子。1884年8月23日（光绪十年七月初三日）中法海军战于马江之役（见图18）正发生在这时段，故那班前留美学生多人参役其间。我们要寻找答案的问题为詹天佑有否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