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藏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越南档案。至于如何处理与此档案有关的诸问题，待后再说。

（二）后来（意指看过越南档以后）查出当时的上海某西报也有讲詹天佑奋战的近似的记载。这样讲，无助于澄清局面，反带来新的疑问。既然查出有此相应纪录，为何说得这样含糊？为何不能直接简单地列出该报的名称和该段记载的日期？即使说一时忘记抄下来，既已查出，为何不可以覆查？难道真的期望读者会接受这种“证据”吗？最启人疑惑之处尚不在此，而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台湾怎会有查检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所出西文报纸的机会？在凌鸿勋看来，这项资料既与越南档相配，合起来就成为有力的证据，故以詹氏英勇作战为真相，写入年谱。

（三）詹天佑逝世后不久，其长婿，亦为铁路工程师的王金职所撰，甚为详细的詹氏传记。

（四）年谱刊行后，有名李满康者来信，谓其先人曾访詹天佑，亲闻其所述马江战役时事，殆詹氏适离舰上岸后，法人始启衅，乃幸免于难。凌鸿勋以此说与越南档所言大异，且年谱已刊，故仅以存疑方式记下来。

要言之，凌鸿勋除强调越南档所录西文报纸的权威性和正确性，尚肯增录一项他本人并不相信的别说。

六十年代初，包遵彭是大中华区唯一有著述的中国海军史学家 [包遵彭的《中国海军史》初版（一册本）由海军出版社（左营）刊于1951年，不可谓不早。]。他对凌著年谱所讲詹天佑在福州船政的研习情形，及其在马江之役如何英勇作战均极不同意，遂于凌鸿勋登文交代史料的同一期刊撰文批判 [包遵彭，《对凌著〈詹天佑先生年谱〉的几点商榷》，《新时代》，1卷7期（1961年7月），页41-46。此文后来以列为一条注的方式，几乎一字不易地收入包遵彭，《清季海军教育史》（台北：国防研究院，1969年），页31-46。这条在形式上不该是注的注，在包遵彭增修其《中国海军史》为两册本时（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0年），复一字不易地又用注的形式收入书之下册，页717-741。这里涉及治学态度不佳的问题（正文随后有交代）。到凌鸿勋、高宗鲁编《詹天佑与中国铁路》时，复收《新时代》的版本入书内（页167-190）。]。包文论及的话题很多，却流于吹毛求疵，教人读后感到彼借此机会大声疾呼，图使不娴海军史者明了充内行去谈海军史事殊为不智。包氏文中那些与詹天佑曾否参加马江战役无关的话题既超越本文的范围，现均不理。

包遵彭的论点相当简单。在他查检得到的一手资料中并无詹天佑参加此役的纪录，连他认为可靠的二手资料也不提此事。对他来说，他一时找不到纪录就等于事情没有发生过了。他并不考虑当时当地在台湾，史料的运用绝不可能是万物俱备的。至于凌鸿勋倚重的越南档，他查阅不到，也就视作不得要领了。

凌鸿勋对包遵彭猛烈抨击的反应是可以预料的。他立刻在同一期刊作出响应，加引他认为足证詹天佑勇战马江的资料[凌鸿勋，《詹天佑先生曾否参加马江战役问题之商榷》，《新时代》，1卷9期（1961年9月），页25-26。这一连串的往返辩论顿使这本薄薄的，特色不显的月刊一时成为学界注目的焦点。后来此文复收入凌鸿勋、高宗鲁，《詹天佑与中国铁路》，页191-215，除题目稍简化外，放在文末的附录还有一大改变（这点随后正文有交代）。]。除了补说中研院所藏越南档原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档案，和前引之件中研院编号为1024外，还自这组档案内添引一编号为1021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