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短文之末还自王金职所撰詹天佑传记抽选与其海军事迹有关的两段，刊为附录。但该传所言并不能证实詹天佑曾参加马江战役，反可用来旁证他未尝参役（此点随后有说明）。

凌鸿勋此文发表后，包遵彭没有回应[包遵彭虽不理会凌鸿勋的回应，却在事隔七至九年后仍把他那篇评论几乎原封不动地收入其《清季海军教育史》和补修本《中国海军史》内（见注9）。这态度极不佳，一则摆出不屑理会凌鸿勋再有什么话说的嘴脸，二则他原先看不到的越南档在1969年和1970年出版那两书时，早应已看过多时了（见随后正文的讲述），他仍不肯把自己那些过时已久，含有责备意味的话修订一下，反要替那些足做成不必要纷乱的话制造广散开去的机会。这不是学者应有的态度。]。这大概因为论点已集中在他看不到的档案和上海旧报纸上。不久档案得读的问题虽解决了（见后），或因不知该如何应付档案所言与他的看法背道而驰之局面，致终至好几年后其逝世仍不就此事再发表意见。

凌鸿勋对包遵彭的批评始终耿耿于怀，在包氏去世后四年仍为文反驳，可惜只是重复些旧话，既没有新资料，连句语也出现重抄的[凌鸿勋，《关于詹天佑的三个问题》，《传记文学》（台北），25卷6期（1974年12月），页41-46；其中第一个问题即马江战役诸事（页41-42）。此文虽整篇重刊于《广东文献》，5卷2期（1975年9月），页67-73，他和高宗鲁合编《詹天佑与中国铁路》时却仅抽出该文讲车辆挂钩的部分（即文内讨论的第二个问题），算作独立的一篇，收入该集。]。稍后凌鸿勋托以追寻留美的幼童书信和詹天佑文物特享盛誉的高宗鲁（1935-2006）替其在美觅资料以回应十多年前包遵彭在评论所提出的各问题。高宗鲁的文章成于1976年8月（时包遵彭已卒六年多矣）后并未独立发表，而是收入他旋即和凌鸿勋合编的文集内[高宗鲁，《有关詹天佑的史料问题》，收入凌鸿勋、高宗鲁编，《詹天佑与中国铁路》，页253-281。]。高文平实公允，引证充足，于凌包二氏之正之误，逐一点明，不示偏颇，十分难得。对于詹天佑究竟有无参役马江这至关重要的问题，他虽引述一参战的前遣返学生的话，尚不明下判语。或者仅可说当时他倾向相信詹天佑未曾与役其间[前此两年,高宗鲁用笔名发表一文：高岩，《怀念民族杰出铁路专家——詹天佑》，《明报月刊》，107期（1974年11月），尚说“詹天佑在‘扬武’号着火下沉时，仍继续发炮，并在水中救起袍泽多人”（页41），并附注谓以中研院所藏越南档为据。看来他写完此文后方得读容尚谦文。]。

即使以高宗鲁网罗资料的高明和观察分析的精细，他也没有照料到“上海晋源西字报”的问题。

除了凌、包、高三人有连锁性的互应外，仅需再补入一人，讨论过程的代表性已足。别的人云亦云，互相抄袭，哗众取宠地随意说詹天佑如何勇战马江者皆不必费辞记述[在此不妨用注的形式交代可算是半例外之一例。福建船政学校史志编纂委员会，《福建船政学校史志》（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年），页221，说詹天佑“与当地军民一道，参加抗击法国侵略军的战斗，抢救死伤人员”。这分明是骑墙派，虽不说詹天佑在舰上作战，却强调他在陆上英勇救人。对于想象力如此丰富之作，自不必要求其清楚说明史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