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件带来三个很重要的信息：（一）中法两国海军在马江交锋时，詹天佑离开“扬武”舰往船政后学堂任教总会有半年了。（二）马江战役后过了一个多月，詹天佑才离闽赴粤就新职。（三）在闽厂特别为这批遣返学生安排的后学堂第八届诸生中，詹天佑成绩名列前茅。

詹天佑在信件中附列这类履历表，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现在知道的其他例子起码还有两个。

其一为1906年10月6日詹天佑自北京寄给一位姓吴朋友的信。该信所附的履历表仅列年不注月，也没有较上列各件多增新知[此件原文未见。译文见詹同济编译，《詹天佑文逊，页77。]。

另一为1907年12月9日詹天佑写信给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若士得（J. W. Ragsdale，1848-1932）时[J. W. Ragsdale的汉名依从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187、276。]，所附的履历表。此表虽注月，但消息也没有增出[此件原文未见。译文见詹同济编译，《詹天佑文逊，页102。]。

这七篇出自詹天佑笔下的传记有一重要的共通点，即七者都不说詹天佑勇战马江[詹天佑前后写过多少份履历是个不易解答的问题。声称引用履历之人还留下不可解的分别。除詹同济外，其他包括：徐启恒、李希泌，《詹天佑和中国铁路》，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页18；郑国珍，《马江海战时詹天佑在福建船政学堂并未参战》，收入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纪念马江战役一百周年 》 （福州：福建论坛杂志社，1984年），页209-216；并以《甲申马江海战时詹天佑在福州船政学堂当教员并未参战》为题，另刊《福建文博》，1985年1期（1985），页59-62。诸人引用詹天佑的履历时，不可解的分别有：

（一）詹同济主要依据的履历是用英文手书的。徐启恒（算他是那本薄书的主要作者）说是詹天佑“自己所写的”（这与手书意义不同），也不说用何文字写出来，但从他那本小书去看，他似不娴英文，连看王金职用浅近英文写的传记都要靠翻译。郑国珍用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的复制件，也说是手书的，但没有说是用什么文字写的（他引录出来的文字则与詹天佑主持汉粤川铁路工程时所写的中文履历者同）。（二）詹同济在注18所列的著述里都没有说出所用履历的日期。徐启恒说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用光绪年号是否表示履历以中文出之？）。郑国珍则说是1915年。（三）用英文写的履历既标明詹天佑October 1884南返广州，因何看过履历的郑国珍却舍近求远，用转引而来的凌谱作光绪十年十月（差了一个月）？如果徐启恒用过履历，情形就更离谱。履历分明只字不提马江战役，徐著却大书詹天佑如何勇战马江和在战役过后才在学堂当过一段短时间的教习（页16-17）。]。

王金职所写传记和这几种自传性的资料均不提马江战役。按当时詹天佑的年纪（中国算法二十四岁）、刚完成海军训练的背景，尚未有可纪事功的资历，参加马江之役，与法国海军交手，应是足以自豪，绝对值得一记的大事。但事主先后有那么多次机会都不讲，女婿作传亦不书，这情形只可能有一个解释，就是怎能要求从未发生过的事会有纪录！但“以无证无”并不能确算是否定詹天佑曾参役的实证（包遵彭的考论就止于“以无证无”的层次）。

现在既知道中法两国海军战于马江时，詹天佑在后学堂任教已半年矣，这本可算是实证。然而这样引用履历资料还是有演衍的成分在，不算理想，那就需要再看看有没有更直接，更明确的证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