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教授法律课程长达25年后，我很幸运有机会就职于联邦政府。我学到了很多，我将自己的体会在这里总结为三大要点，需要引起格外的注意。

一定要注意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人们用外语讲话的时候，犯错的概率大大减少。如果我们使用不那么熟悉的语言来讲话，大脑认知系统1后退，认知系统2就会启动。我们会放慢思维的脚步，更审慎地思考。

政府的工作告诉我，成本效益分析本质上和我们用外语表达思想类似，因此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利用理智而非直觉进行判断，从而避免可能导致的遗憾甚至是潜在的危险。成本效益分析能帮助我们抵制冲动，对抗无知。成本效益分析本身不简单，却是简化政府工作的利器。

诚然，我们不应该给公共政策的制定加上死板的枷锁。我强调过不可能对一些价值（比如人的尊严）进行货币化，我们需要更有效地开展成本效益分析，有时候需要借助随机控制实验来完成。对于规定的拟定者而言，再复杂冗长、难以费解的规定都可能是简单的，因为他们是专家，他们的系统1训练有素，不会随便出来捣乱。棋手能迅速读懂棋盘的格局。职业网球选手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判断如何应对凶猛的反手对角线球。制定规则的人理解规章制度的内容和要求，而那些受制度约束的人却未必能理解其中诸多的术语和含义。我在政府所做之事以及在这里提出的绝大多数建议都是为了鼓励制定制度的人们能够退一步来思考，减轻那些需要知晓制度的人们在消化制度内容时认知系统2所承受的压力。

我所学到的第三个教训与公众信息的分散性有关。我强调，政府官员已掌握很多信息，但肯定会有他们不知情而公众却了然于心的情况。

例如政府正在采纳一条旨在增强汽车安全性或者降低医务工作成本和官僚主义的规定，汽车业内人士明确这些安全规定可能带来的影响，而医生和护士也对减少医务工作成本和繁文缛节的制度实施后的成效更了解。政府官员需要明确他们已经掌握的信息，他们还得尊重所谓的监管机构的正当程序。

当然，政府官员总能从公众对待拟定规定的意见中获益良多。简化这些规定能够让大众做出更加有效的评论，而知情公众评论能进一步简化政府的工作流程。在最终拍板通过规定前让人们提出意见不仅很合理，这也是确保政府不犯错误的不可缺少的安全保障。这其实也部分体现了民有、民享和民治政府的精髓，有其政治依据。当然，这样做更多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减少政府制定政策的失误，也涉及选择架构师如何进行选择架构的问题。

要明确这样一点，空喊口号、毫无事实凭证的宣传和利益群体的特别请愿，不会提升政府规定的成效。我们的目标是让政府的监管魔球转起来，不能单凭体察民意制定规定，虽然制定规定依赖的关键信息往往来自于民间，民众对于规定实施的成本、收益、可行性、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和无心插柳的结果以及规定本身的繁简程度是否合适都有比较中肯的信息和意见。

在这里，我要提出最后一项助推建议：那些有幸为美国民众服务的人一定要仔细聆听民众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