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学术分类概念，“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两词至20世纪80年代才进入以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为核心的汉语文化圈，落后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现代学术分类进入中国近一个世纪。[参阅尤西林《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未定稿），（《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尤西林《人文学科与20世纪中国学术》（《学术月刊》1998年第7期）、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但是，“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人文科学”（the human sciences）与另一个更早流行的概念“人文主义”（humanism）各自的内涵与外延如何确定？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至今仍处在争议中。

一种尖锐的观点是，“人文科学”一词不成立，“人文”不是“科学”。海内外遂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流行“人文学”一词，以之替代“人文科学”。“人文学科”一词虽可以接受，但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在《中国人文的重建》（1982）中强调，“‘人文学科’绝对不能把它叫作‘人文科学’”。[〔美〕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在这一强调中包含着这样的理解：“人文学科”即是“人文科学”的合法名称，这实质上是用“人文学科”取代“人文科学”，但论者在此忽视了“人文学科”自身固有的涵义。

在上述观点中，“科学”一词处于被排斥地位。今日汉语学术界在“人文学科”之外还使用了诸种汉语本土名称来置换替代“人文科学”，如：“人文学”、“人文学术”、“人文观”、“人文艺术”等。在这些名称中可以观察到两个方向的趋势：一个是在“学”、“学术”、“观”下为“人文”争取现代知识学的地位；与之相反的另一个方向是，“人文”之“知识”（“学”）不同于（甚至对峙于）“科学”知识，“人文艺术”即是这一极端代表。更仔细地思索发现，这两个方向的趋势处于微妙的张力关系中：“人文学”之“学”区别却又对应于“科学”，它要与“科学”分享现代学术地位，而并非前现代的非理性形态，因而它处在“科学”与“艺术”两极张力关系中。

“人文学”之“学”应当具有普遍性，因而必须考虑如何与西文对译：是加逻辑性质的后缀“-logy”，还是与认知性“knowledge”关联的“study”构词？在所有这些西文语境中，都无法摆脱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科学”身影。

这一困境极易引向文化本位主义的解决立场，即将“人文性”专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与西方的“科学性”文化分立。从20世纪初叶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来，中经现代新儒学会通熔铸与80年代文化讨论，所不断重复强化的中（东）西文化比较模式是：西方文化代表客体化、机械化、知识化、概念化、工具化、个人化??的科学文化，中国文化代表主体化、有机生命化、智慧化、直觉化、目的化、人伦集体化??的人文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的”这一流行观点是一个超越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命题。历史事实是：不仅“西方”作为实体是政教合一的基督教欧洲出现后的历史性范畴，而且中国人文主义观念论者所标举的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特点在其基本点上也为古代西方所拥有，并在19世纪兴起的新人文主义中被重建，而与之对立的西方科学文化特性则是西方近现代进程中才成熟的产物，而且已是一个多世纪从来中国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

因而，中西文化比较实质是“古代”与“现代”的比较。这一背景下的“人文”和“科学”关系争论，是社会存在层面的现代化矛盾在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modernity）中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