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唯科学主义这样的偏颇潮流，20世纪头30年的中国学术却享受着本世纪少有的思想自由。从甲午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思潮迭出、百家争鸣的活跃时期。思潮自由鼓荡积淀为学术建设，以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中央研究院（1928）、西南联大（1937）成立为标志，20年代后期至三四十年代，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黄金时代。引人深思的是，这一时期却恰是内外战争动乱最剧烈的时代。

这一对比现象与周朝解体、天下大乱的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汉末战乱分裂而自由超逸的魏晋人文精神有重要印证之处。它们都表明，学术之消长，主要并不取决于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而却与某种大一统专制型意识形态的内在控制直接相关。上述三个时代又都似乎表明，这种大一统的专制型意识形态的废弛，正是学术繁荣的有利条件。20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的发展，与其处于专制型意识形态更替之际的真空阶段有着重大关系：数千年封建统治意识形态的儒教纲常在1895年甲午战败后终于失去支配人心的效力，而新的意识形态权威在20年代末中国社会史分期论战后虽获主流思想地位，却因辛亥革命后数十年军阀割据的政治权力多元格局，而未能获得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所必需的中央集权条件。从而，未曾停歇的内外战争，反倒成为延撂权威型意识形态统治的学术生存条件。

唯科学主义虽也被称做唯科学意识形态，但如前所述，由于它无法涵摄人文学科，即使纯就思想而言也达不到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权威。但唯科学主义与其后建立的唯物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却有叠合之处，这就是郭颖颐在其《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一书末尾所暗示的，唯科学主义自身无法统一多元竞争，但却“有助于开启另一个时代，即一种超级思想体系的一统天下”。[〔美〕郭颖颐（D．W. Y．Kwok）：《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2页。]这才是现代中国唯科学主义最为严重的负面含义。

三

科玄论争后期加入的唯物主义，并不是基于科学专业背景的一般唯科学主义，而是将科学与人文价值乃至万事万物均统摄于自身，类似于古希腊知识王的泛哲学，但当陈独秀宣称，“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时，这种实质由第二国际学派所塑造流播的唯物史观，[参阅〔南〕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及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等有关分析与批判。]在以对象性客体之“物”为本体及因果决定论方面，却与以牛顿力学为原型的19世纪唯科学主义有重要共同点。唯科学主义从而引导出唯物的科学主义。

唯物科学主义把康德划界区分开了的（现象界）科学与（本体界及人文学科领域）形而上学重新混同一体，并且以类似古代自然本体论的框架，对全部学术作出既是科学知识名义的，又是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规定。但它又并非古代的“超科学”（Metaphysics），而是以近代以来的唯科学主义为立场，将人文价值还原为科学因果律，即取得唯科学主义无法达到的统摄人文价值的最高权威地位：“辩证唯物主义研究自然界、社会以及认识的变化和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并给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以唯物主义的解释。”“辩证唯物主义是其他一切知识部门所业已达到成就的科学概括。”“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哲学。”[〔苏〕阿历山大罗夫主编：《辩证唯物主义》，马哲译，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3、33页。]在这里，柏拉图式的传统最高人文理念—理想（idea）以科学理性逻辑（logic）形态出现，这就是权威理念型（而非一般观念型）的“意识形态”（ideology）。④[④参阅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1—162页）中关于“意识形态”广狭两义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