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但人文学科与科学相区分，并从大一统意识形态中独立出来，并非要重蹈唯科学主义而执着为一种反科学的“唯人文主义”。

诚然，作为当代人文主义，20世纪末叶兴起的中国人文学科观念，并非文艺复兴时期针对神学的世俗人文主义，而主要是对唯科学主义的反拨。[庞朴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论纲·1985），试图立足现代学术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缺点是囿于文艺复兴世俗人文主义观念而突出了与僧侣主义的对立。但后者在狄尔泰以后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潮中已转化为建设性资源，并构成反拨唯科学主义的重要一维。]但唯科学主义并非科学，相反地，如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所强调的，科学并未从唯科学主义中受益。[〔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72页。]70年代末与人道主义同时兴起的科学观念与方法论热潮，恰是消解专制型意识形态的互补的两翼，二者关系不仅不同于20年代科玄论战时，也不可与西方人本主义同科学主义的对立简单类比。

科学技术作为人作用于物的基本形式，也是人的本质对象化亦即人文主义的感性载体。现代人文学科正是在对科学的反思关系中，亦即对科学局限性涵义（meaning）的意义（significance）规范、引导与拓展中才确立自身的职能地位的。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孤立自在的人文学科。这一点对于现代人文学科尤其如此。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从不缺少人文意向，但在引入近代科学之前，只有以封建伦理为轴心实体的旧学，并不存在具有独立学科对象、方法与功能的人文学科观念。中国古代学术在20世纪被突出地阐释为人文主义文化，但无论西方现代与后现代思想家，或是从梁启超、梁漱溟到唐君毅、牟宗三的中国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此种阐释的前提都恰是近现代科学以及对之反思的现代人文学科观念。

“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对立统一是一基本现象。新康德主义将康德的知识论从科学扩展向人文文化，由此开端的对“人文知识”的追求，其内在矛盾张力在胡塞尔标榜为“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现象学的人文科学建构中达到顶点。现象学彻底而绝对的本体论究问，却以对科学概念的悬搁消解为前提。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都强调现象学不是知识体系而是运用中才自明的方法，却都留下了不同于作为方法现象学的煌煌现象学学（即关于现象学的学术）。

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学术形态，应既区别于天启性蒙昧信仰，又区别于专制型意识形态的独断论话语。这需要同时发展作为人文学科内在规范的形上超越性的人的本质观念（一种既超越动物生存又超越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人性观），与作为人文学科外在规范的客观知识形态。[参阅尤西林《人文学科特性与中国当代人文学术规范》，《文史哲》1995年第6期。]当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及其后的后现代主义在消解西方自身唯认知主义传统时曾一再倾慕东方传统文化，西方汉学家近年来也不断有人建议中国人文学科放弃西方知识形态话语而返回中国古典感性直观形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何思敬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59页。]此类来自西方当代文化的诱惑，使中国本土学术更易忽视自身缺乏客观知识形态的传统弊病。因此，注意“人文科学”的知识形态建设，在以人文价值引导科学时与之建立良性互动关系，是基于自身历史现状发展中国现代人文学科时尤需提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