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变化，我们知道发生在19世纪末期，出现了Geisteswissenschaften，狄尔泰、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强调Geisteswissenschaften的“科学”性质，其意向是，在中世纪宗教对人心进行教化和管制这种不言自明的地位取消之后，还是否可能存在超越了原子自由主义所导致的虚无主义的一种更高精神追求和社会统一体的东西？这已成为西方反思现代性的领域，如阿伦特、哈贝马斯所强调，康德美学实质要完成一部政治哲学，而这个政治哲学就是通过审美共同体，然后达到社会的克服自由主义原子涣散状态，使它达到一种更高的统一。这个在晚清民初已经是明确的意识，从王国维、梁漱溟开始，梁启超一直到蔡元培。李泽厚的特殊影响力和他的美学主业有一定关系，他（还有高尔泰）使美学在中国现代转型中成为激进的一翼，所以他成为“文革”之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重建的关键人物。我曾经在去年一个会议上提及，他类似卢卡奇在西方的地位。当然，审美救赎主义自身已经在今天受到反省。

我注意到，包括余英时先生，国内外学者不喜欢谈人文科学，林毓生先生讲，人文学科绝对不可以叫人文科学，这当然是强调人文思想抗衡科学主义的特性。但在上述德国思想界对科学理念的坚持中，它不是牛顿·利略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人文主义最早以德文在19世纪出现，其对立面不是神学，而恰恰是与经过现代化洗礼的自由主义神学结合的产物，作为现代性反思，他们面对的是工商科技主义。他们反对科学独占王冠，而强调把人文叫科学，不是自然科学为范型的science，而是费希特知识学所强化的wissenschaft，Geisteswissenschaften结合了诸多人文学科而是复数，它继承了希腊以来哲学爱智的终极真理的信念，如果在现代性的时代，没有终极真理的信念，就会堕入原子个人主义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人文科学并不能取代宗教，变成一个命令式的教义，而是吸引人们进入对最高境界的向往，必须有这样一个理念方向，而不可以降格为特定专业性的人文学科。“学科”的拉丁词本来就是支撑自然科学的概念。

有一个可能会引起的问题，意识形态的终结，使我们的执政党进入现代执政党的轨道和发展，但大家会说现在禁令性的东西越来越多。其实今天的禁令已经不具有韦伯所说的“魅力”，它是技术性对策行为。这一变化起始于胡乔木那个文献，那个文献就是关于人道主义的批判，这个文献是一个转捩点，也是整个80年代文化讨论的转捩点，这个文献实际上在继实用主义以一种弱化和消极的方式放弃威权意识形态之后，以一种强势、相反的方式要维护第二国际式的意识形态，不允许把它解释为以人为本的价值本体人道主义，但在否弃了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理想后，也就失掉了崇高。马克思《手稿》热与美学热同时迅速衰落，此后才出现了“文化：中国与世界”，思想界从美学与马克思主义大规模转向了西学，然后出现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这也是一个小的标志，是对审美救赎主义的终结，转向了基督教即现代性的精神渊源层面。

这两个事件的勾连关系，表面上造成意识形态威权性的衰落，但是却为执政党开辟了一个更光明的前景，不是再作为前现代的无限威权意识形态的政教合一统治党，而是作为一个现代的执政党，即作为有限责任的政府，以人文科学公理论述方式阐释社会意义（但若放弃这一基点也就仅仅成了行政机构而不再是政党，人文科学公理化程度已成为执政党避免韦伯所说的现代化行政科层化结局的关键；而马克思的人文理想则是执政党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性质的意义制高点）。当然即使威权意识消失了，中国仍然没有摆脱精神的危机，我们面临着像西方一样的更加深重的现代性带来的虚无主义的问题，正因为这样，人文科学的使命并没有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