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焘虽家居，然颇关心君国。朝鲜乱作，法越衅开，皆有所论列。逮马江败，恭亲王奕等去位，言路持政府益亟，嵩焘独忧之。尝言：“宋以来士夫好名，致误人家国事。讬攘外美名，图不次峻擢；洎事任属，变故兴，迁就仓皇，周章失措。生心害政，莫斯为甚！”是疏传于外，时议咸斥之。及庚子祸作，其言始大验，而嵩焘已于十七年卒矣。

《清史稿·论》曰：“中国遣使，始于光绪初。嵩焘首膺其选，论交涉独具远识。”足见对其评价很高。

从其本传可见，嵩焘一生阅历丰富，政绩斐然，敢言直谏，忠君爱国。而最值得称道之业绩，便是作为首任特命全权公使，出使英国。此前，他在曾国藩手下效力多年，又有入直上书房之经历，其干练与善于交涉之才能早为朝野所熟知。光绪元年（1875年）初，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嵩焘再度出山，先授福建按察使。时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方略，郭嵩焘慨然命笔，撰就《条陈海防事宜》上奏，认为不应只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若仅学习西方兵学“末技”，则必定于事无补。“如是以求自强，恐适足以自敝。”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即发展工商业才是出路。所言入情入理，掷地有声，嵩焘因此更加名噪朝野。恰在此时，云南发生“马嘉理案”，英国借机要挟，要求中国派大员亲往英国道歉，清廷万不得已，决定派郭嵩焘赴英“通好谢罪”。八月，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消息传开，顽固派纷纷指摘、讥讽，故乡湖南士绅竟有扬言欲毁其宅者。更有无聊文人编了一副对联以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