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有《礼记质疑》四十九卷，《订正家礼》六卷，《周易释例》四卷，《毛诗约义》二卷，《绥边征实》二十四卷，《诗文集》若干卷，尚有《郭嵩焘日记》、《养知书屋文集》、《养知书屋遗集》、《郭侍郎奏疏》、《大学质疑》、《中庸质疑》、《使西纪程》等。作为学者型官员，其探索意识和进取精神，以及著述水准和写作习惯，当于其翰林出身颇有关联。

综观郭嵩焘著述，比同时代人高明之处，首先在于脱离时代窠臼，超越“华夷界线”，鼓吹开放，热衷学习西方。千百年来，在传统社会封闭状态下生长起来的士大夫阶层，思想上一直自认为中国乃世界文明中心，沉湎于天朝大国的黄粱美梦之中。而境外一切民族皆被称作“夷狄”，并予以轻视与排斥。“华夷之别”、“夷夏之辨”成为中国传统的对外观念第一理念。至清代嘉庆时，作为总共最高统治者的仁宗皇帝仍标榜“天朝臣服中外，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从而严重制约甚至阻遏着中国的发展。在不久爆发的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强行将中国历史纳入到世界历史的行程之中。“夷夏之大防”被打破，“用夏变夷”已成过去，而“用夷变夏”却势不可挡。郭嵩焘以其翰林官的素质与眼界，对外来的一切充满兴趣。他不仅热衷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还广泛涉猎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人心风俗等方面的知识，对西方文化有全方位深层次的认识。郭嵩焘当时就已经认识到：洋患生于中国，乃近代中国一大变局，是势之使然。因此，他反对“严夷夏之大防”，主张对外开放。他在《郭嵩焘日记》卷三中谈道：“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于天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

另一方面，作为外交官员，他强调必须发自内心地将列强看作独立的文明国家。他以切身感受亲见亲闻而写成《伦敦与巴黎日记》，谈道西人“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其构兵中国，犹展转据理争辩，持重而后发。……处今日之势，惟有倾诚以与各国相接，舍是无能自立者。”嵩焘不仅认识到西洋诸国是独立于中国“天子”权威之外的独立国家，拥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历史文明的主权，而且领悟到加强国际之间交往的重要，认为与之交往必须讲求应付之方，否则将无以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