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见其在晚清政坛上影响之大。佩纶还勤于著述，革职充军期间，作《管子注》二十四卷、《庄子古义》十卷。在流放期间，佩纶妻子病逝。归来后，正因其才气超人，李鸿章才肯将年龄小他19岁的最钟爱的女儿许配于他，并陪上足够张家两代人挥霍的嫁妆。这也给张爱玲早年的生活提供了丰厚的物质保障。

张佩纶再婚后，居天津。庚子年八国联军之役，助李鸿章与各国代表谈判，因在对俄态度上与李意见不合，遂回南京，从此托病不出。张佩纶逝世于1908年，而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所以她受祖父的影响并非直接而是间接。张佩纶之子即张爱玲之父张志沂，是典型遗少，弄风玩月，性情乖张，吸食鸦片，拈花惹草，娶姨太太，挥金如土，浪荡无度，但毕竟还是翰林后裔，家中藏书甚富，乐于读书，悟性上乘，承继着其父的家学传统。爱玲之母黄逸梵是将门之女，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而又清丽孤傲的漂亮女子。其父是清末两江水师提督黄翼升，《清史稿》有传。一般而言，旧习气与西洋化显然是格格不入，但在张爱玲的家庭中却又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一对夫妇，自然生成独具一格的家庭环境。张父对子女不负责任，甚至多次毒打女儿。后来，张母不能忍受丈夫纳妾，便离家出走，一度远赴欧洲。而当爱玲逃到离婚独处的母亲那里时，竟发现在这里也得不到多少快乐，因母女二人的价值取向存在着巨大差距，难以磨合。这使她过早地成为一个郁郁寡欢的女孩儿。她曾在文章中用“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来形容自己的不安全感。这种环境决定了其多疑、内省的性情的形成与发展，使她过早地便学会用深刻甚至尖刻的目光观察和分析社会，分析身边的人们，并用文字细细地将这一切描绘出来。读张爱玲作品，总会感觉到文字中有一种浓浓的忧郁，但又有所超越。她似乎并未沉溺于忧郁之中，而总试图清醒地安处于局外，却又不能摆脱，无可奈何。在一次又一次的否定他物、否定自我的过程中，她仿佛离尘世越来越远，忧郁却越来越浓。这些特点无疑应从其特殊的血统、特殊的家庭带给她的特殊气质方面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