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周作人对“人的启蒙”目标的追求，仍有着不可否认的文化意义，特别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使人不成其为人”的惯性体系仍在发挥着作用的境域之中。但这种启蒙也只能在国家安定、民族繁荣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在救亡任务完成，民族开始复兴，国家日见昌盛的时代到来之际，其价值便日益彰显，势不可当。上个世纪80年代，经历了所谓“文革”之后的中国重新进入了一个“启蒙时代”，作为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的周作人重新受到重视也就在情理之中。现在，对吃尽了所谓“崇高”的苦头，被“豪言壮语”聒噪得死去活来的国人而言，周作人作品中那种返璞归真、潇洒出世的清新，平和淡远、玄妙圆通的睿智，其独树一帜的美文写作，独具的美感，精湛的功力，开阔的视野，深邃的目光，实令后学晚辈如我等者顿生高山仰止之感。此外，他对于现代文化中的“个人本位”原则的提倡和坚持，对于人的生活的“私人空间”的维护和固守，对新型现代社会关系的构建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周作人一生的著述及其走过的独特崎岖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和社会史领域中的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在被封杀多年之后又重回文坛且大行其道，证明其一生没有虚度，在对其评价问题上种种争论本身便表明他在文学、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地位和影响。他终于从十八层地狱回归人间，与他那位从九天之上回归人间的兄长相逢一笑，重温手足之情矣。

另一方面，周作人的人生歧路，与民族自信心的丧失、个人主义信仰的绝对化以及超越国家、民族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都不无关联。同时，他的遭遇与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的学问发蒙于专制时代身陷囹圄的祖父，而自己最终也在专制无以复加的所谓“文革”期间命丧黄泉。这种宿命般的时空重叠、似曾相识的悲凉凄苦，折射出古老中国在进步道路上的步履维艰。但无论如何，作为现代士大夫的知识分子，应有一条底线，即须确立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在国家板荡、民族危亡的情况下，救亡图存是首要的、必然的选择。以任何理由为迟疑、退缩甚至叛国投敌进行辩护，都是可耻的丑行和懦弱，因而不能企望得到后世的原谅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