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自由传统更注重洛克，而非霍布斯；它接受了霍布斯的利维坦，但这仅仅是因为利维坦在诉求绝对公共权威的同时，并没有为社会下层的民主诉求提供直接的上诉渠道；它也拒绝了利维坦，这是因为霍布斯过于清晰和明确的机械理性主义的推理方式。它表面上看起来颇为类似于博林布鲁克圈子的那种贵族化的个人主义气质，但19世纪中叶之后的时代显然并非贵族的力量和美德堪称巅峰的时代。毋宁说，这一传统的要义是模仿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在“社团”和“共同体”之间所作的区分。前者是一种源自霍布斯式的原子个体的简单集合，后者则是一种非理性的、神秘的团契组织。在现实政治领域，两者之间的惟一区别则在于前者拥有强烈的集体目标和进行社会选择的意识及意志，后者则缺乏前者所有拥有的一切政治要素，并据此获得现实的政治定义。

由于对集体目标或者社会改革的恐惧，自由如今不得不扎根于此种没有目标的非理性状态当中；此种非理性自由状态的经典刻画者奥克肖特最频繁地将国家定义为一艘没有目的地、在大海中随波逐流的航船，他的一段代表性论述充满了神秘主义的、非理性的宗教诉求：“因此，身处政治当中的人们是在一个没有边际、深不可测的大海里航行，没有码头，无法抛锚，没有出发地，也没有目的地，甚至也不存在任何过往或者未来航行的痕迹。”

约翰·穆勒曾在《逻辑学》结尾处的“道德科学的逻辑”中论断说：“除了对个别人的自然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源起的物质环境的程度还有点不能肯定外，我认为，能干的判断者多半会同意，人性的种种构成要素的总规律即便现在就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认识，一个能干的思考者差不多可以肯定地从那些规律中推导出任何一组假定的环境在人们身上将要形成的特殊性格。”但穆勒身后的时代，人们便迅速地不再相信这一论说了；相反，人们开始深信人的政治—历史推理能力、也即人类在政治—历史生活中的知识状态以及获取知识的能力，同人自身的行动和工作能力乃是完全不相称的事情，甚至是完全不相关的事情。面对此一根本性的困局，即便一度极端推崇理智的柏拉图也以其一贯的激情和冒失，建议政体精英们以一种永恒性的宗教获得公民的永恒效忠，而这种宗教是统治精英们自己无需信仰的，为此就必须对民众撒下高贵的谎言，以此来取代一度由智者们以非凡的胆识加以推进的公民大会中的民主政治辩论。与此相应，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在1870年出版了《非宗教家的宗教谈话录》，以一种宗教式的生与死的观念来取代政治上的民主选举，以便为政治—历史生活寻求一个恒久的根基；在赫胥黎看来，政治—历史当中的生与死、起与落乃是出于某种神圣的意志，在这一意志面前，人类的世俗行动就如同在跟一个从来不会出错的、全知全能、不可测度的无形对手下棋。赫胥黎呼吁人类将自身的命运投回到变化无穷的世界中去，只不过要怀着某种无法测度的宗教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