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这仅仅是梦想吗？”显然，若以资产阶级的抽象法权和财产权观念来加以评判，这部历史作品当然是成功的。但是，此种外在于历史的评判无疑也终止了人类为自身命运而继续斗争的可能性，也否决了人类通过历史当中的行动而获得知识的可能性。七月王朝崩解之后法国社会的发展是对基佐自由观念所作的最佳嘲讽，因为随后的法国社会实际上是在不断设立集体目标并在不断的突破性的斗争中前行的，毫无疑问，七月王朝之前的法国社会亦是如此。和前两者不一样，此一时期欧洲另一位自由和个体性观念的集中阐释者布克哈特，将自由观念寄托于“文化价值”之上，在布克哈特看来，传统自由观念在19世纪的最大威胁来自大众及其民主诉求。由此，布克哈特对自由的理解充满了旧制度时期的那种贵族意识，他认为只有在人可以发展自己的创造性个性的地方，才可能谈论自由。显然，在布克哈特看来，自由应当脱离“单调而无名”的大众领域，而与特定的文化价值结盟。他在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城市共和国中找到了这种文化价值的完美体现。就认识论角度而言，布克哈特的历史选材和分析通常遵从“国家”、“文化”和“宗教”这样的三分法；“国家”很少能够在他的历史分析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国家”在他看来是对文化价值的压迫物，《希腊文化史》，尤其是《希腊人和希腊文明》，几乎对政治制度及其历史变迁只字未提，《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也许给予政治、历史微小的篇幅，但也只是注重政治生活当中的那些富有创造性个性的人物及其行动，吸引他的地方也仅及于此，而且我们还需要考虑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是布克哈特更为早期一些的作品，他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完全培育出对政治的那种冷漠态度，“文化—宗教—国家”的三要素体系还并未在他的思想中完全成形。在这事关人类命运的三项要素中，宗教或许享有较之国家更充分的地位，但相比文化及其价值来说，也只配得上是残羹剩饭。由于仅仅考虑文化价值，布克哈特便得以放弃那种复杂而深刻的多脉络的叙述方式，并完全自由地在历史材料中进行取舍，他在这方面的主观性和任意性之发挥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他也能够轻易地将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共和国刻画成一种全然自在、自为的文化价值整体，这个整体不但丧失了时间坐标，也脱离了空间坐标，永恒地矗立着；毫无疑问，此种自由观念及其创造性个体并非矗立在社会实在之上，而是矗立在布克哈特主观而任意的想像当中。显然，以一种主观而任意的文化价值标准来评判历史，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认定人不能从历史自身习得知识，并进一步认定民主对于历史的知识要求，是一种盲目而愚蠢的非分要求，简言之，就是认定人经由历史而获得的知识不能解除人类自身注定了的愚蠢。这与其说是一种历史观念，倒不如说是一种反历史的情绪失控。正如布罗代尔评论的那样：他“以鉴赏和智慧的眼光研究了文化的艺术价值，对他来说，价值决定一切；对比之下，宗教只得到了一些残羹剩饭。更糟的是，除了这"三要素"外，关于"豪华者"洛伦佐时期意大利的物质和社会的实体没有或几乎没有谈及。因此，这部不朽之作所研究和确定的"上层建筑"，尽管由于作者对个体性的奢好而变得栩栩如生，但依然是没有根基的。这样做对吗？我是说，一个世纪后的历史学家能够满足于这个此后实际上一直无人予以取代的整体影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