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笔记》呈现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编年史形式，一种修昔底德和兰克式的自然主义的叙述贯穿其中，其中不乏对重大事件的评述，但这样的评述则并未显露出马克思本身具有任何的价值诉求，毋宁说，马克思谨慎而严厉地将这些简短的评述限制在伏尔泰式的反讽形式和范围之内，因此，贯穿全书，我们都看不到在这些自然主义的客观叙事背后有着任何的“价值关联”或者任何意义上的对于超越这些历史事件和个别事实的更大的神秘命运的诉求。人类自身的行动和具体的或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的动机在其中是惟一的历史推动力量，正是由于人类自身的行动构成了短时段的、充满紧张和不安的波动，无数个这样的波动通过编年的顺序连接起来，便最终构成了安然向前流去的历史之流。其中包容了短时段历史和“个别事实”中可能出现的一切要素，愤怒、梦想、幻觉、罪恶、愚蠢、不幸以及理智、高尚、善良、幸福，统治者、贵族、平民以及穷人、卑贱者获得了平等的出场并震撼全部短时段历史场景的机会，就如同费加罗那样；双方并非处在对立的二元格局当中，而是依托于个别的事实交融为一体。此种编年体的形式及其对个别事实表现出的全副身心的执著，无疑从根本上触碰到了19世纪中晚期主流史学中的“价值”神经中枢，并对之构成根本性的挑战和威胁。克罗齐在论及编年史学和历史的区别时给出的评论是毫不客气的，并认定两者乃是天生地无法共处，他写道：“真相是，编年史与历史之得以区别开来并非因为它们是两种能够相互补充的历史形式，也不是因为这一种从属于那一种，而是因为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态度。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下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作为19世纪中晚期欧洲主流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大成者，克罗齐所谓的“思想”乃是能够将任何历史事件转化为当下事件的对于历史个体性的艺术直觉，尽管克罗齐将之称为“哲学”，但其中的主观主义“价值”诉求才是其实质内容所在。在克罗齐看来，这样的“哲学”才是历史的真正塑造者，换言之，历史乃是出于外在于历史事件之潮流的史学家心灵的艺术直觉当中，他进一步写道：“我们知道，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材料就在我们自己的胸中。因为，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种熔炉，使确凿的东西变为真实的东西，使语文学与哲学携手去产生历史。”显然，克罗齐仍然认为哲学乃是某种并非存在于历史当中、并且是反过来用于塑造历史的东西，而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根本认识论原则则是“哲学”在历史中不可避免的“消亡”。据此，在马克思看来，“思想”的要义就不在于如何“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这也最终意味着知识和行动在一种不断得到提升的伦理意识基础之上的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