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孙越:想家,那就好好唱歌吧(1)

台湾,请听我说 作者:吴锦勋 采访/撰述


孙越,在台湾早已是“终身义工”的代名词。他16岁报考“青年军”,十九岁来到台湾,原籍浙江余姚的他,从此开启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十岁就被另结新欢的父亲遗弃,身为独子的孙越,在十五岁那年,母亲又抑郁而逝。在容易伤感的青少年岁月,这个孑然一身的孤儿,好不容易在军中找回大家庭的温暖。

军队供他吃穿,给他一种团体归属感。在1949年初夏,一次他以为是战时例行性的“移防”,带着“将来怎样,完全不知道”的心情,他因缘际会地来到台湾。在军中的话剧队,跟着一些流亡学生读书,开始摸索戏剧的表演,在台湾及金门马祖各地巡回劳军演出,他在异乡找到军民一家的满足感。

已经快八十岁的孙越,曾经是台湾电影的焦点人物,他在《搭错车》里演活了一个捡破烂儿的老兵,拿下金马奖最佳男主角。他之所以能够把老兵演得丝丝入扣,因为他就是老兵。

他说:“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而且也凋零得差不多了。”他感谢上帝,让他有机会做老兵的代言人,人家因为认识他,而认识了老兵,他觉得与有荣焉。

当很多政客炒作“爱不爱台湾?”“认不认同台湾?”时,孙越说,他在自己岗位上,所做的应已“无愧”于台湾。

六十年前,1949年4月28日那天,我踏上了招商局的“海宿轮”,大约走了三天两夜吧,5月1日我来到台湾。那一年,我十九岁。

父亲给的台湾印象

我是在战火中成长的孩子,到台湾对我而言是新鲜的事。从上海到台湾,海面上时雨时停,感觉天气始终阴阴的;记得船上载满人,很多武器,还有一架小飞机。后来听到人说:“到了!”到哪里?原来到了基隆,黑蒙蒙的,我们等天亮才能进港,进来还要等,港口挤满了大大小小的船,等到快中午,才真正进港靠岸。

刚来台湾最强烈的印象是很绿,很像一部1950年代的日本电影《青色山脉》,描写年轻人在自然中恋爱的感觉。那时的台湾真是满眼的绿,绿得无比耀眼。

我那时了解的世界很有限,却见识过战争的残酷,在平静的航程里,我只有一个很单纯的想法:只要有两三天听不到炮声,就是很大的满足。其实战争久了,最令人讨厌的情绪,不见得是恐怖,而是对生命的无奈。

当时我们这些来自各地的军人,大概都带着一种“将来怎样,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心情到台湾来。我们全都不是来安家落户的,感觉上只是例行的军事“移防”,像过去我们在大陆,爬一座山、过一座桥那样普通,只是恰好这一次,我们移防的地方比较远,要过个大海,刚好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台湾”。

台湾对我来说,有着跟父亲相连的遥远印象。父亲是德国西门子洋行的业务代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两次来过台湾,什么原因我不清楚,大约只是他在花莲这里有些业务或是有些朋友。另外我还有印象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结束,尚在抗战之际,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男士,个子高高的,穿着长袍,头上却戴着一顶礼帽。

父亲跟他在客厅神秘地谈正事,叫我跟妈妈到另一间房。他走了后,父亲悄悄告诉我,他是从台湾来的。后来,他又来家里一次,父亲介绍他到公部局上班,可能他是做地下工作的情报人员,要父亲给他安排一个工作,仅仅是这样。抗战胜利后,这个神秘的男子来我家辞行回台湾了,这是我对台湾的初步印象。

我的祖籍是浙江余姚,在上海跟天津长大。父母只生了我一个小孩,没有兄弟姊妹,从小我就特别羡慕有很多兄弟姊妹的大家庭。

我在沈阳出生,不到一岁,就遇上九一八事变;搬到上海,又遇到“一·二八”事变;迁往天津,又碰上七七卢沟桥事变,到哪儿都遇到战乱。因为父亲是业务代表,生活过得灯红酒绿,我童年出入的都是大饭店、鸦片烟馆、戏园(听戏的地方)、马场(赛马赌钱的地方),甚至是妓院。战争不断,让我一直对完整的家有莫名的渴望,那时候只要父亲能回家睡觉,跟妈妈不吵架,我觉得就是天大的幸福。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Copyright © 读书网 www.dushu.com 2005-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鄂ICP备15019699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