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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雄:四二四那一天,我开了一枪(1)

台湾,请听我说 作者:吴锦勋 采访/撰述


在台湾的社运界,不论是联席会议或户外活动,经常可以看到一个“阿公级”的老人:苍白稀疏的头发配上挂在鼻尖的老花眼镜,被周围的年轻人衬托得格外突出。这位人人叫他“Peter”的老人就是黄文雄,难以相信他就是1970年4月24日,在纽约广场饭店向蒋经国开枪的刺蒋案主角。

这位“刺客”于1995年年底潜返台湾时,已经在海外流亡了32年。其后,黄文雄不像一些海外民主运动的出名人士,并没有竞选公职;他选择担任的是,当时只有两名工作人员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的会长。

回到台湾十余年来,他在国际上似乎反而更为人所知。例如1998年是“世界人权宣言”六十周年,国际人权界和联合国于巴黎合办“人权卫护者高峰会议(Human Rights Defenders Summit)时 ,他是全球三百名代表之一。又例如2000年6月13日,《纽约时报》曾以半版刊出对他的专访。

十几年来,黄文雄打过不少场社运的硬战,例如有关“国家安全法”第五五八号释宪案、反国民卡案、反全民指纹建档案、声援苏建和等死刑案……七十二岁了,他还是活跃于社运界的第一线。

1947年以来的台湾,变化不可谓不大。变化之一是一个明显可见的对照:一端是早期国家机器对于民间社会近乎完全的宰制,另一端是民主化后民间多元自主力量的茁长。黄文雄这位“刺客”出身的社运工作者,可以说是这个变化颇具戏剧性的样本。我们且来听听——用他的说法——他的生平(biography)是怎么和历史(history)相碰撞的。

我在1937年出生于新竹市外的湳仔(今湳雅)乡下。最鲜明的童年记忆是二次大战和二二八事件,正好横跨日本殖民统治的末年和国民党政权的迁台。

1940年代的“二战”记忆

我的战争记忆,恐怕在台湾也算得上不寻常,主要是因为湳仔离新竹空军基地只有两三公里,而我们家十米外就是通往空军基地的专用铁路。1945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盟军已经开始轰炸台湾了,空军基地当然被炸得特别厉害。没上几天课,学校就关门了。村子虽然没被炸到,但挖防空洞、跑空袭、看空战,都是视听味触俱全的记忆。

那时一切以前线为优先,岛内物资匮乏,采用配给,严查黑市。找吃的是另一个难忘的经验。有个场景至今仍然鲜明无比。有一天,附近的新竹糖场被炸,库存的糖浆都流到旁边的水田里。消息一传出,我也提了两个“铅桶”赶过去。只见四周田野的地平线上都有人影朝糖场移动,糖场一片火光,因为铁皮厂房高热,铁皮还一片片飞起落下,发出震耳的巨响,空气里则夹着火药和焦糖的气味,简直像黑泽明电影里的某些场景。对这四面八方而来的人潮,日本军警不敢也无法阻挡,人们已经太久没有尝到糖味了。

另一件事则和一个日本少年神风特攻队的孩子有关。那时日本军力不济,已经开始用部分木制的飞机,对盟军船舰进行自杀式攻击。这个孩子不过十几岁,过两天就要一去不回地出征了。这天他跑到村里来,想买一只小鸭带上飞机,陪他赴死。他说出理由的时候,已经没有平常口唱军歌、颈系白巾、挥舞军刀的飞扬神采了。可是村里人讨厌日本人,不肯卖给他,还是我母亲看他可怜,替他说情,才帮他找到一只。我至今记得他手捧小鸭含泪离去时的身影。

我母亲当时的心情,除了同情,恐怕也很复杂。我父亲是工程师,那时被调去建造海防工程,因为替工人说话,被日本军官找麻烦,还是他的日本老师出面帮忙才没出事。因为殖民统治和现代化同时进行,台湾人和日本人的关系其实极为复杂,目前台面上的两极说法都简化得太厉害了。

我在外国参加过反战与反核武运动,回到台湾后也加入促进和平基金会,有许多触动我的原因。儿时的“二战”经验恐怕也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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