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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雄:四二四那一天,我开了一枪(4)

台湾,请听我说 作者:吴锦勋 采访/撰述


刺蒋的理由

在上述的运动里,我参与最深的是黑白青年结合,为黑人争取基本人权的民权运动,坚持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学生运动,以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反越战运动。愈有机会亲身体验美国这种波澜壮阔的运动,愈觉得蒋家政权超高压且超僵硬的独裁统治难以忍受。何况到1960年代末期,蒋家父子的皇朝接班计划已经接近完成了,小蒋是比“院长”还有实权的“行政院副院长”,而且听说他即将来美国做第五度访问。

在决定是否刺杀他之前,我做过许多思考和分析。首先,如果台湾是一个当权者继承机制已经制度化的地方,我是不会去做这种事的。一个领导人走了,另一个马上接班,新人或许比旧人还糟。其次,如果台湾还有基本的思想、言论和结社等自由,我也不会去做,因为改革即使更为艰辛,从事人权和民主运动也同时是民间培养自我组织能力的必要过程,以及为民主建立厚实基础的必要条件。但因为这两个前提都不成立,我才决定进行刺杀的计划。

我的目的其实非常非常有限。我知道蒋介石不在了,蒋经国还是会有能力掌控台湾。我只不过想打乱蒋家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计划,希望能重新挑起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借此松动——只是松动——那一个“超稳定”的高压统治,希望为台湾的政治社会发展打开一些可能性,如此而已。此外,私心希望多少为越南人民出力也是一个考虑,那时大发越战财的台湾已是美军的后勤基地。

1970年4月24日,我向蒋经国开枪被捕,次年弃保逃亡,开始长达二十五年的地下流亡。

流亡与回归

由于我在美国参与各种运动,国际朋友很多,那二十五年处处有人掩护照顾,除了不能回家,并没有吃太多的苦。事实上,只要避免在媒体曝光,我还是能参加各地及国际的社运。1995年偷渡回台湾后,既然台湾已有言论、结社、集游等基本自由,十几年来,我也就全心投入社会运动,而社会运动正是广义的人权和民主运动。

民进党曾有派系几次邀我参选不分区“立委”,我都没有答应。主要原因,倒不是我不重视政党政治,正好相反,我认为它非常重要。但是,健康的民主还需要另一个根基,也就是,一个自主、多元、活泼的公民社会。这样的社会不但是防止国家机器完全宰制民间社会(像威权时期那样)的必要条件,它同时也是民主持续优质化的基础和指标;而社会运动正是达成这个目标的重要手段。台湾的社运虽然还不够蓬勃,但民主化开始以来,有多少问题不是它所率先发掘?有多少进步的政策和法律不是它所领先倡导,甚至施压才有的?

这是我大半生一路走来的路,成就没多少,但是似乎还是有某种一贯的逻辑。一个已经年过七十的老人,大概也只能以此自我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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