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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十分经常地、总是带着非常惊异的表情告诉我，我的所有著作，从《悲剧的诞生》到最近发表的《未来哲学的前奏》，都有着某种共同的、了不起的东西：他们对我说，它们全都包含着捕捉粗心大意的小鸟的陷阱与罗网，几乎总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引导人们推翻习惯上的价值估价与受到珍视的习惯。怎么？难道一切都只是——人性的，太人性的吗？难道不是带着这样的叹息，人们从我的著作中走出来，甚至对道德也带着某种恐惧和猜疑，乃至受到很大诱惑和鼓动，要扮演一下最糟糕的事情的辩护者角色：好像这些事情只是受到了最恶劣的诽谤？人们把我的著作称为怀疑学派，更有甚者，称为鄙视学派，幸好也称作大胆学派，甚至冒险学派。事实上，我自己并不相信，以前曾有人以同样深刻的怀疑态度看待过世界，而且不仅是偶然作为魔鬼的辩护人，同样也是，从神学上讲，作为上帝的敌人和挑战者，任何人，只要猜到一点隐藏于每一种深刻的怀疑中的后果，猜到一点由于每一种绝对的观点不同注定那些受其影响的人必然要遭受的孤独的冷酷与恐惧，他也就会理解：我多么经常地为了从自身中恢复过来，仿佛为了暂时忘却自我，试图找个地方躲避一下——在某种崇敬，或者某种敌意，或者某种科学方法，或者某种轻浮，或者某种愚蠢中；他还会理解：我为什么在无法找到我所需要的东西时，就通过造假来逼迫自己接受，或从伪造与虚构中求取（——诗人们还做过什么别的呢？世上一切艺术的目的何在呢？）。但是我最需要用于我的治疗与自我恢复的东西是，相信我不是这样的个别存在、个别的观察者——着了魔似的猜疑人们眼中所见、欲望中所求之物的相似与相同，心安理得于对友谊的信任，双重盲目到毫无疑问的地步，津津乐道于前景、表面、近处、近在眼前的事物以及一切带有颜色、皮肤、表面性的东西。也许我这样的考虑会被指责运用了一点“艺术”，一点比较精巧的伪造钱币的做法。例如，我在已经充分看清道德问题的时候，却存心在叔本华盲目的道德意志面前闭上自己的眼睛；同样，我在理解理查德·瓦格纳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问题上也欺骗了我自己，就好像它是一种开始而不是一种终结；同样，还有希腊人的问题，同样，还有德国人及其未来的问题——也许还有整整一长串这样的“同样”吧!——但是，假定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假定我受到的指责是有充分理由的，那么你们关于以下的问题又知道些什么，又能知道些什么呢？在这样的自我欺骗中包含着多少自我保存的狡诈，多少理智和更高的呵护——以及多少必要的虚假，从而我可以不断允许自己有大量我自己的真实呢？……够了，我仍然活着；生活毕竟不是凭道德想像出来的；它要的就是欺骗，它以欺骗为生……可不是吗？在这里我已经重新开始，做我一向所做的事情，我这个非道德主义的老家伙，这个捕捉鸟类的老手——说着非道德、超道德的话，“在善恶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