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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中的真理。——启蒙运动时期，人们无法理解宗教的意义，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同样肯定的是，在随后对启蒙运动的反拨中，人们又做过了头，以爱，甚至以热恋来对待宗教，并且将宗教视为一种对世界的更为深刻的甚至最最深刻的理解，要剥去科学的教条外衣，然后以神话的形式来掌握“真理”。所以宗教——这是所有启蒙运动反对者的断言——以讽喻感（sensu allegorico）并考虑到大众的理解力，表达了那种原始的智慧。这是自在的智慧，引导新时代所有真正的科学始终向着它，而不是背离它：以至于在人类最古老的智者和最现代的智者之间，认识上的和谐甚至一致占统治地位，知识的进步——假如人们要谈论这样一个问题——不是同本质，而是同本质的揭示有关。这种对宗教和科学的整个理解是彻底错误的；如果不是叔本华的雄辩保护了它，现在没有人敢再信仰它：这种雄辩掷地有声，然而要等30年的时间才会传到其听众的耳朵里。当然，人们可以从叔本华关于人和世界的宗教道德解释中得到许多东西，从而获取对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理解，但是同样肯定的是，叔本华在宗教对知识的价值问题上陷入谬误。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教师的太过于驯服的学生，那些教师全都崇尚浪漫主义，断然抛弃启蒙精神；他要是出生在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不可能谈论宗教的讽喻感的；他宁可一如既往地说出他的真心话：一种宗教从来都不是直接或间接作为教条或作为比喻来包含一条真理的。因为每一种宗教的诞生都是出于恐惧和需要，它在理性的迷宫中悄然来到人世；也许它曾经在受到科学危害的状态中以谎言的形式将某一种哲学学说引入到它的体系中，从而后来人们在其中找到这种学说：但是在一个宗教已经在怀疑自身的时代，这却是出自这个时代的一种神学家的技巧。神学家的这些技巧在作为讲究学问、充满哲学气息的时代的宗教的基督教中无疑早就付诸实施了，它们导致了那种具有讽喻感的迷信，但是更导致了哲学家（尤其是那种半吊子，那种诗人哲学家，那种探讨哲学的艺术家）这样的习惯：他们把在自己身上发现的所有感觉作为人类的本质来处理，从而也允许他们自己的宗教感对他们思想体系的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哲学家经常在宗教习惯传统的范围内，或者至少在那种

自古传下来的“形而上学需要”的强力之下进行哲学思考，所以他们形成了事实上非常相似于犹太教、基督教或印度教的宗教观的观点——也就是说，孩子通常像母亲，只是在上述情况下很可能神甫们不了解那种母亲的身份是怎么来的——而在他们对所有宗教和科学像一家人那样相似感到惊奇的天真无邪中加以虚构。事实上，在宗教和真正的科学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朋友关系、敌对关系：它们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哲学在自己最终的远景上让一颗宗教的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在黑暗中闪烁，每一种这样的哲学都使自身中被它视为科学的一切成为可疑：这一切也许同样是宗教，尽管穿上了科学的盛装。——此外，如果所有各族人民都对某些宗教事物如一位上帝的存在达成一致（顺便说一下，在这一点上，事情并非如此），那么，这将不过是对那些被断言的事物如一位上帝的存在的相反论据：所有人的一致意见，如果合理地来看，只能算作一种愚蠢。在另一方面，关于独一无二的事物也根本没有所有智者的一致意见，只有歌德诗句所谈到的那种例外：万世大智喜相合：

愚者脱愚不可得！

聪明孩儿不多见，

愚者得愚是上策！

如果不用诗和韵律来说话，适合于我们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智者的一致意见在于：所有人的一致意见只能算作一种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