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陈寅恪受聘牛津之缘起(2)

一条开往中国的船 作者:沈迦


在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收藏的“朱家骅档案”中,有一封张歆海1939年写给朱家骅的信,信中说牛津大学有意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因此需要曾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写一封推荐信,并且自拟了一份推荐信的草稿,让朱过目。朱可能认为兹事体大,因此写信给傅斯年,让傅提供意见。但傅斯年认为:“歆海兄之英文学,虽在中国人中出群超数,如此与汉学并不相干。若论其汉学,可谓一无知解。” 他甚至举例证明,说张歆海有次为外国人介绍殷墟的发掘,将年代搞错了两三千年。傅斯年还在张拟的英文推荐信上批道:“中国人之汉学比歆海强者,斗量车载矣。” 也许是傅斯年这些尖刻的话,让牛津将目光转移到了陈寅恪。

曾在《文汇读书周报》读到《胡适与陈寅恪》一文,说“胡适力荐陈寅恪出任牛津中国学教授。1938年,牛津大学‘中国’教授Monle退休后,由谁来担任,牛津大学想从中国的学者中挑选一位,陈寅恪作为候选,牛津大学是十分乐意的,但对他能不能在那儿安居表示怀疑”。

其实,胡适这封推荐信是给剑桥,而不是牛津。 1938年前后,剑桥也曾想请陈寅恪赴任,也就在傅斯年给朱家骅的回信中,他说“近来英国大学中汉学位置,颇思寻中国人为之,此好事也。以前并不如此,今乃如此,是些进步。……剑桥之中国史及语言教授,有人推荐寅恪”。1938年9月17日,当时在中英庚款董事会工作的杭立武也曾有信给傅斯年,谈剑桥大学有意聘请陈寅恪,询问陈的英文程度及其可能任教的时间长短等等。

1938年夏,胡适前往瑞士出席国际历史学会。转道伦敦时,他获悉剑桥有聘请陈寅恪的意向,7月30日在给傅斯年的信中提了陈寅恪:

Cambridge大学中国教授Monle退休,寅恪电告Cambridge愿为候选,他们将暂缓决定,以待商榷。Pelliot尤为助力。我已写一推荐信,昨交去。大概不成问题。

胡适此信中提到的要退休的教授Monle,应指剑桥当任汉学教授慕阿德。胡适笔误,写错了一个英文单词,慕阿德的英文名是Arthur Christopher Moule。慕阿德,英国人,英国圣公会华中区主教慕稼谷(George Evans Moule,1828—1912)之子,1873年生于杭州,1898年剑桥毕业后再次来到中国,先任教会的建筑师,1904年后在山东传教。1909年回英,1933年继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后成为剑桥大学中国语言及历史学教授,是一位研究中西交通史的汉学家。胡适笔下的Pelliot,就是大名鼎鼎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西方汉学界公认二十世纪最权威的汉学家。

香港程美宝教授1998年就读牛津时,阅读了1935年至1947年间该校有关聘任汉学教授的档案。在牛津的档案里,她竟然发现了胡适这封致剑桥的推荐信:

陈寅恪教授年约四十七,江西义宁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在戊戌变法时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乃著名的旧体诗人,兄长之一陈衡恪是一位甚具天赋的画家。

他不但是古文的大师,而且也懂梵文,我想他的梵文是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也懂得藏文。他曾在佛教研究方面和已故的钢和泰(Baron A. von Stael Holstein)合作。

在我这一辈人当中,他是最有学问、最科学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已经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专论,包括他对中国佛教、道教、唐代文学、唐皇室的种族源流等方面的历史的研究。他的研究大多刊载在中央研究院的集刊和清华大学学报上。他唯一的英文著作是他关于韩愈及其时代的小说的研究,该文刊载于早期的哈佛亚洲研究学刊。

1937年,他获由中国基金颁发的历史学科学研究奖。

在任职国立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的同时,他已担当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主任达十年之久,该所是中央研究院的十个研究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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