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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与文化定力

2014中国最佳随笔 作者:潘凯雄,王必胜,王蒙 编


文化自信与文化定力

王蒙

现在全国出现了文化热,从上到下,大家都很愿意谈文化的课题,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人们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热情、越来越多的兴趣。这种状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生产力迅速发展,但是精神层面的建设有可能赶不上物质层而的建设,需要有更深厚的精神资源。我们自己有没有足够的精神自信和定力,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另外,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文化经历了巨大的考验、变幻、冲击,当人们重新审视自己文化积累、文化底蕴的时候,会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感,可以称之为文化爱国主义或者文化寻根的热情。下面,我想和大家聊聊几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比较大,很可能挂一漏万说不完全,欢迎大家随时打断。

首先,我想简单回顾一下中国文化的遭遇与命运。中国文化很有意思,在过去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非常优越的地位。几千年以前,它就有了很成熟的发展,有了各种聪明的见解,而且不论是政治体制、社会体制,还是家庭生活、婚丧嫁娶,各个方面都非常完整、非常全面。中国文化被数量非常庞大的人口接受,凝聚了上亿或者更多人的心。中国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吸引力,而且几乎受不到挑战。在我们祖先的心目中,我们的周围都是大海,或者是一些小的番邦。这些小的番邦要礼仪没有礼仪,要服装没有正经的服装,要音乐没有音乐,要诗歌没有诗歌,这些几乎都得跟我们学。所以我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信。历史上曾两度有外来族群人主中原,但入主中原的结果,并不是中华文化的衰微,而是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几乎被中华文化同化。另外,中华文化还受到大量外来文化的影响,比如敦煌文化中可以看到大量外来的西域文化,但是这些外来文化非但没有对中原文化造成挑战,而且与中原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佛教本是外来文化,但它来到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加强了中华文明的智慧性、思辨性和趣味性。

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曾自信到不需要任何外来文化的程度,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让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已经落后,在洋人面前直不起腰,已经变成挨打的对象。这给我们的刺激太大了。谢晋导演的《鸦片战争》里有这么一段:求和大臣请英国舰队舰长到虎门炮台看一看。英国舰长看了看炮台上的土炮说:“对不起,这就是你们的海防吗?”大臣点头说是。舰长说:“对不起,我的感觉全是垃圾。”对于晚清的这种处境,孙中山的想法比共产党还要严重,还要煽情。孙中山强调的是从晚清以来,中国的命运是“人为刀姐,我为鱼肉”,中华民族面临的是亡国灭种的危险,很快将被历史淘汰。卜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毛泽东的一说法,但孙中山却认为,中国是次殖民地,就是你想当殖民地还不够格,和印度、伊朗相比,你是次殖民地。由此可见,当时的有识之士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强烈的反思,产生的这种文化焦虑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举两件事。晚清非常有名而且懂西学的学者王国维,对朝廷有相当的感情。1911年辛亥革命,1923年王国维就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1927年,他借钱雇了一辆洋车拉到颐和园,跳了昆明湖。他跳的地方深度也就一米二,结果跳下去以后淹死了。陈寅格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在他看来,中国正遭受着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眼看一种文化在走向衰弱、走下坡路,王国维的心里很痛苦,所以他活不下去。还有一个晚清的名人,就是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晚清时严复曾到英国公费留学,精通中英文。(天演论》是用极其古雅的文言文翻译的,漂亮得不得了。“文革”的时候,有一阵儿全国只有一本书,后来毛主席指示,不能光念一本书,把《天演论》也印一印。我记得这大概是1968年的事,所以我老开玩笑,1968年版(天演论》的责任编辑是毛泽东。这么先进的一个人物,回到中国后,在晚年只能靠吸鸦片度日。我想,大概是因为他看不到任何希望,朝廷没有希望,文化没有希望,活下去也没有希望。

五四运动的时候,虽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见解,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许许多多的弊病和糟粕,需要进行反省与批判,以至于提出了很激烈的口号。鲁迅在答记者问的时候建议青年不读中国书,不读线装书。胡适,国民党右派的知识分子,意见也一致,主张把线装书一律扔到茅厕里去。当然还有一些更著名的话。比如,钱玄同提出要废除中文。一直到解放以后,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还提出用拼音代替汉字,他认为汉字是专制主义的源泉,汉字的前途在于拼音化。当然,这个观点已经被否定了,汉字不可能被废除,而且完全可以和现代化接轨。除了废除汉字之外,钱玄同还有一个著名的主张,就是人过40岁应该被枪毙,但是他本人活的时间却很长。今天看来,这些激烈的说法很夸张,甚至很可笑,但它对中国新文化的呼唤,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扎的这几针,还是起了巨大的作用。五四运动吸收了大量的民主、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使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变化。有人现在责备“五四”,认为“五四”破坏了传统文化,甚至将“五四”和‘文革”相比,我是不赞成的。因为没有五四运动,没有文化人自觉的反省与现代性的追求,就没有中国新的思想,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进,就没有中国的革命,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处在一百多年前的“甲午”时期,你能谈弘扬传统文化吗?你不想活了,是不是?“五四”的狂飘突进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但也更新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后经过曲折的过程,我们又感到传统文化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发展的时期,更需要有一个根基,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今天,我们用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态度来讨论怎样弘扬传统文化、继承传统文化、发展传统文化,实际上是经历了从文化焦虑到文化批判,到文化建设,再到文化和谐的过程。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可能这个口号大家已经忘了,但是我却认为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说明我们的心态已经和一百多年前不一样了,已经从文化焦虑、文化斗争,过渡到文化和谐、文化整合的阶段。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文化定力。在社会急剧发展的过程中,在回顾优秀传统文化时,会产生各种文化歧义,会有各种文化见解。譬如,有一阵子出现了(三字经》和(弟子规》热,很多公司发现(弟子规》后,如获至宝。《三字经》教你天天劳动,天天干活,见到长辈要赶紧立正,要低眉顺眼。《弟子规》里说的也是,你挨着长辈上级的训斥甚至殴打,不能辩解,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我要是老板,我也愿意找这样的员工。但是有些年轻人误以为中国本来好得不得了,大家都按(三字经》、《弟子规》办事,是共产党闹革命把《三字经》的规矩搞坏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咱不用看别的,就看《红楼梦》。《红楼梦》里的老少爷们谁按《三字经》办事?谁按《弟子规》办事?谁按《论语》、《孟子》办事?你看当时的社会腐烂到什么程度,家庭生活腐烂到什么程度,贾赦、贾珍、贾琏、贾敬,有几个是孝梯忠信,有几个知道礼义廉耻?现在还有一个若隐若现的潮流,就是言必称“民国”,好像民国时期好得不得了。我是民国时期出生的,1937年的时候还是汪伪地区,党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上面还加一个小黄条,叫和平反共救国。二战后,我在北京什么没见过,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我见过,蒋介石到北京我也见过。那个时候,北京光是垃圾堆有多少,整个一个东南广场。后来1948年的时候,傅作义要在那儿修飞机场,垃圾稍微清除了一下。那时候很多北京的穷人都在垃圾堆旁拣煤核,有时候也拣剩的食物,我不多说。那这么说,是不是中国文化不好呢?这也不对。过去封建社会和国民党没有按孔子的仁义道德办事,是他们不对,而不是这个文化不好。文化本身带有一种理想,带有一种追求,这种理想和追求已经被广大的中国人民所接受。老百姓是喜欢忠孝节义、仁义道德的,是痛恨见风使舵、不忠不孝、巧取豪夺的。所以中国文化,虽然不可能完全兑现,却提供了一种标准和价值。我们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提倡的是一种精神走向。所以您不要误以为文化就是现实,文化可以是追求,可以是愿望。第二,您也不要误以为现实上出了问题就是文化不好,就要抛弃文化。如果您到现在还认为半部《沦语》治天下,还以为靠(三字经》和《弟子规》就能扭转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能使这个社会又和谐又前进,您就是自绝于现代化。邓小平说,要面向世界、而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的那些观点,没有现代化的法制,仅仅只靠文化,那中国仍将还是一个积贫积弱落后于世界的不发达的国家。用毛主席的话说,这样的国家。早晚会被开除球籍,从地球上被淘汰出去。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急于现代化,就把中国传统文化全部否定,你就会自绝于历史、自绝于祖宗、自绝于人民。你不信没关系,人民信,到现在,人们提起忠孝两全、廉洁奉公的人,是佩服的。提起那些不仁不义、卖友求荣、卖主求荣的人,是厌恶的。所以我们在文化上,需要一个整体的观念,就是我们要珍惜、热爱、弘扬传统文化。我们看一看中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几经发展的过程,就能看出,里面既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又有对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追求和靠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我们可以看出对现代化的追求,对现代化的认可,对现代化的期待。“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更是相当现代的提法。我们回想,孔子的学说,很重要的一条,是强调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君有君的权利、威严、规范,臣有臣的义务、责任、范式。父子也同样。孔子从来就是不讲平等的,当然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因为从理想、政治权利上,我们可以强调平等。但事实上,毛主席、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姚明2米2,您1米6,你俩一起打篮球能平等吗?这不细说。“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更多是从个人的层面来说,传统文化美好的东西就比较多。古代对国家的概念并不十分清晰,孔子《大学》、《中庸》中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指的是中国,并不是世界或者其他的国家,所以爱国也有很多的现代内涵。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之间常发生剧烈的斗争,譬如复古派和新潮派的斗争。复古派不承认外国有什么先进的东西,认为最好的东西都在中国。辜鸿铭会讲欧洲各国的语言,他第一次见胡适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说这是北京大学教西洋行学史的教授。辜鸿铭就问胡适,你的拉丁语怎么样。胡适说,我不会拉丁语。辜鸿铭说,你连拉丁语都不会,还敢教西洋哲学史?胡适一句话都没敢回。还有一次,辜鸿铭在伦敦地铁站拿着一份(泰晤士报》,倒着看。几个英国青年看见这个梳着长辫子的中国青年,就聊,这Pigtail(就是猪尾巴,指当时留长辫的中国人)不认识英文,还花几便士买《泰晤士报》干什么?辜鸿铭回过头来用很标准的牛津音说,英国的文字太简单了,用不着一行一行地看,认真看是对我智力的一种侮辱,我就这么倒着一瞄,你们国家那点事我就一清二楚了。俩英国青年听完后吓坏了,以为遇见妖怪了呢。可辜鸿铭这人,是对传统文化最热爱的人,他到处讲多妻制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地方。他说,一个茶壶可以配很多个茶碗。但一个茶碗不能配很多个茶壶。我们的多妻制,搞得很有秩序,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四老婆,和谐相处。你们这呢,还没结婚刚开始相爱,多出来一个人就要拿着剑或枪决斗。这就是辜鸿铭。其他再比如林纤,他翻译了很多西方名著,但他主张文言文,反对白话文。中国的文言文实在是太美了,这个问题到现在也还有争论,有人认为白话文运动把文言文一下子给废了,不是一个好的办法。还有人说,不了解文言文,就永远不能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大陆也有,台湾更多,有几个特别热爱传统文化的人,他们到现在为止,不是文言文不写。,写封信也要文言文,写个借款的报告也要用文言文。当然主张极具西化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观点就更多了。直到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需要进口一个总理。进口总理?真是荒谬,但是进口某些外国人对中国来说并不新鲜。中国最早的海关关长是西太后任命的,海关工作人员全部是外国人,你不会说西太后是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吧?各种不同的文化的争执曾达到空前惨烈、势不两立的程度,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如今,胡适的书在大陆大量出版,而且在学界,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他的形象还不错,行市还很好。但是大家不要忘记,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这篇社论发表后,新华社发布了一个战犯名单,里面没有胡适,但之后又发了一个通告,说各界人民议论战犯名单,认为名单里还要补充几个人,其中就有胡适。至于后来怎么组织批判,咱们不说,但是有一点很明确,就是新华社曾经发过公告把胡适列为战争罪犯。所以说,文化上的争斗可以到非常激烈的程度。解放以后的很多政治运动也是从文化思潮这方而开始的。有时候,我有一个叹息,文化带着不同的旗帜、不同的标签在那互相斗,斗的结果是什么?斗的结果是哪一种文化也胜利不了,粗野胜利了,野蛮胜利了,文盲胜利了,无知胜利了,迷信胜利了。所以文化争斗的结果是无文化的胜利。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30多年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整合不同的文化。整合是什么意思?整合就是不使这些不同的文化变成势不两立的东西,对我们有利、符合我们民族理想(“中国梦”)的东西就吸收,不利的东西就忽略。把不同文化思潮的关系搞得不那么紧张,虽然做起来不容易,但还是有可能。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实际上已经吸收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这说明中国文化有一种适应的能力,有一种汲取消化的能力,也有一种整合的能力。1998年,有一次与美国人讨论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当时我就说,可口可乐进人中国大行其道,它肯定会被中国人改造,而且将改造得让你们睦目结舌。后来确实如此,有的饭馆用可口可乐煮姜丝,喝了以后可以出汗治疗感冒。在台湾那里,则被改造成三杯鸡的重要材料。一杯可口可乐,一杯红葡萄酒,一杯酱油,就用这个来炖鸡,我试验过,炖出来味道不错。还有一个小故事,讲法国一个生产XO白兰地的公司开董事会议,会议上播放了一些视频。画面上的中国人拿着极贵的白兰地,啪的一碰杯,咕咚咕咚就喝进去了。法国人看到这傻眼了,因为他们喝白兰地有一套规矩,要先用手捂着杯子,然后要转、要闻香味,而且是饭后喝,不是饭前喝,也不是吃饭的时候搭配牛肉一起喝,更不能搭配红烧蹄膀一起喝。董事长当时就很生气,说以后不要卖给中国人了。话还没说完,他的下属就凑过来说,公司生产的白兰地大概27%一30%都被中国人买去了。董事长听完后就不敢吱声了。后来我跟法国人一起聊天,说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就拿你们那个喝茶的方法也能把中国人给吓死。为什么?英国人往茶里加果汁,加玫瑰,加蓝墓。美国人喝茶,往里加桂皮。美国人很喜欢桂皮,冰激凌里加桂皮,牙膏里面加桂皮,可是我们呢,我们是在炖猪肉的时候加桂皮。你怎么能容忍茶水里带炖猪肉的味道呢?阿拉伯人喝茶要加薄荷和糖。一杯茶要加4块方糖,都私糊了,驹死人。这样喝茶,中国人能不感到义愤填膺吗?这没办法,你给钱了,愿意怎么喝就怎么喝,也许人家还能喝出一些好方法。回过头来说,我们是有一种吸收能力的,西洋文化有很多美好的语言,什么人权、民主、自由、理想……我们要自信于中华文化吸收的能力、消化的能力、调整的能力、运用的能力,你美好我比你更美好。毛主席说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就是整合的思路。我们要有一种自信和定力,要汲取、挖掘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要和现代性对接、和世界对接。我们是能够完成这种对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积极的文化、乐观的文化,促使人前进的文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一个很现代的观点。《盘铭》中讲“苟日新,日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庄子说,“与时俱化”,后来发展到‘与时俱进”,这都和现代性很好地结合起来。那么’‘推己及人,己欲立而力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也和现代性相接续。“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以”,讲究信用,这也是和现代性接轨的。

当然,东方确实有一部分比较消极的思想,这些消极的思想和现代性悖论有点大,譬如有一个故事很奇特,我在三个国家都听说过,而且版本完全一样。最早看到这个故事是在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里。说一个渔夫每天打鱼卖鱼非常忙,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小伙子正靠在树旁睡觉,就对小伙子说,起来起来,和我一起去打鱼吧。小伙子说,我又不吃鱼,为什么要去打鱼?渔夫说,你临时帮我一下,我给你高薪。如果合作愉快,你以后每天都来帮我干活,我给你多少多少钱,这样你一年就能赚多少多少钱,有了这个钱你就可以过幸福的生活,可以带上你的情人到世界各地旅游,住五星级酒店。小伙子回答说,最幸福的生活就是天气晴朗,倚树睡觉。这比住五星级酒店舒服多了,不睡觉就要干活,干活还要赚钱,赚完钱还要出门,多麻烦。小伙子说完就继续睡了。后来我去非洲的喀麦隆,他们给我讲的这个故事跟德国人讲的完全一样。这让我想起一个瞎编的歌谣,说非洲人民“饿了就上树”,树上各种能吃的东西太多了;“穿衣一块布”,穿衣服的时候把要害部位遮住就完了;“发展靠援助”,讲的是你要让我发展你要援助我;最后还有一条,就是“说话不算数”。1999年,我去印度,也听到了相似的故事,印度人说靠着柳树睡觉就是幸福的生活。尽管如此,东方文化对人生、对此岸还是采取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这是能和世界、和现代化接轨的。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信心,我们的文化焦虑就会减轻一点,文化紧张冲突的情绪就会减少一点,在进行文化创新和文化整合时,定力就会更多。文化,是希望人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是希望给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而不是反人民、反生存、反人类。中国最美好、最高的文化是大同,《礼记》里面“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还有’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实际就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建立一个无私的、大同的世界,这是非常好的理想,是古代的中国梦。天下一家,世界大同,要实现非常困难,但却很美好,我们要有信心和定力。

第三个问题,我想谈一下文化均衡。我们现在的文化生活不知道比过去丰富了多少,花样翻倍了多少,因此也面临平衡的问题。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需要平衡,大众文化和高端文化也需要平衡。电视传播应该贴近大众,舞台艺术却应追求高端。如果没有高端的东西,文化的形象、影响、威信是站不住的。自古以来,通俗小说有很多。解放前有一个写通俗小说的专家还珠楼主,他的真名叫李寿民。他每天晚上打麻将,很晚才睡觉。早上起来,先吃上两碗馄饨,然后找来自己的4个助手。李寿民问第一个助手,说昨天,咱们那个小说写到哪儿了?助手回答说写到什么地方了。然后李寿民告诉他,接下来怎么写,人物应该怎么着怎么着。接着又和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助手谈,分别安排各自的写作任务。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李寿民就把小说交待清楚了,然后就跑出去玩了,像是抽烟呀,洗澡呀,按摩呀。现在网络上大概没有李寿民这样的写法,但是也在大量生产着不计其数的小说。但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就像体育一样,是看高不看低的。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亮出的12个俄罗斯作家,契诃夫、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理……哪一个不是世界顶级一流的?还有法国巴黎的先贤祠,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所以,我们既要关心大众化的、逗着大家笑的,像赵本山、小沈阳、范伟这样可爱的艺术家,也要有高端的艺术家。我们要关注自己文化的阵容,作家的阵容,经济学家的阵容,音乐家的阵容,哲学家的阵容,史学家的阵容。如果我们阵容的水平老上不去,将来没法向后人交代。此外,商业性的文化生活和真正艺术性的文化生活之间的平衡也要注意,不要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低。所以我们文化发展的同时还要考虑均衡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文化万象与文化灵魂。我们常常从文化的方面来关注我们的历史、遗产、生活方式,所以现在谈文化,什么都是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水文化、火文化,生日文化、婚礼文化、丧礼文化,书法是文化,大葱是文化,姜是文化,枣也是文化。我们大家都热爱中国文化,有的人喜欢穿汉服,有的人喜欢穿旗袍,现在又兴穿五四时期女学生的藏青褂子竹布袜,还梳两根大辫子。这都是文化,但是文化的核心究竟是什么,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以前有同志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几个教授一起出国访问。外国人问,听你们多次介绍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能不能说说怎么个博大精深法?教授回答说,没法解释,因为博大精深。听完以后我感到很奇怪,博大精深到不能说的程度,说明自己没吃透、没消化清楚。我略微谈一谈自己的观点,不一定能说清楚。一个是中华文化的道德情感,道德主义,以德治国,以文化解决问题。中国人特别重视道德,重视人际关系。这与西方有些不同。我看过马克思的女儿采访马克思,让马克思回答几个问题。马克思的女儿问,你最珍惜、最赞扬的品质是什么,马克思回答说是目标始终如一。接着又问马克思最痛恨的恶人恶行是什么,马克思的看法和中国人特别是山东人的看法非常一致,他说最痛恨的是卖友求荣。山东人讲义气,绝对很痛恨这样一种道德感。尽管毛主席曾经批评,说孔子宣传了半天,但是王道啊,以德治国啊,历史上没有几个皇帝能做得到。皇帝做不到没关系,老百姓信任、期待你在道德上做榜样,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昨天刚报道,习近平同志倡导大家学习焦裕禄,就是在强调道德精神。我认为最理想的道德教化是从孝梯开始。就像孔子说,先把孝梯做好,孝敬父母,扶老携幼,进人社会以后就可以做到仁义,国家就能治理好。孔子的说法当然有简单化的一面,但也有很可爱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有时候甚至比较麻烦。大家知道我也很喜欢读《红楼梦》,里面有一段故事我很喜欢。王夫人有几瓶浓缩饮料玫瑰露,被彩云偷走了。平儿知道是彩云偷走的,但她不愿意说,一是因为牵扯到贾环,二来还牵扯到正在担任代理秘书长的探春。所以她想了一个办法,一天中午,她把所有的丫矍都叫过来,说玫瑰露丢了,王夫人很生气。彩云说自己没偷,还反咬一口说是迎春偷的。这时候,二爷贾宝玉站出来说,这玫瑰露是他偷的,他愿意承担责任,希望从此以后大家不要再提这件事。羞愧之心人皆有之,贾宝玉说完后,彩云面红耳赤,坦白道“姐姐,是我偷的,你现在把我捆起来送到王夫人那,要杀要剐要受什么惩罚我接受”。这时候平儿站出来说:“我刚才已经宣布了结论,是贾宝玉偷的,你们还要干什么?谁敢反抗这个结论?这个责任由二爷替我们承担,咱们好好干工作,其他的都是废话,散会!”我看了多少遍《红楼梦》,每次看到这,都觉得平儿会办事,要是您这单位有平儿这样的人干秘书长,您这单位肯定什么大事都出不来。我佩服平儿不值一提,林彪看到这,喜爱得不得了,而且在旁边写批语说要和平儿学习。可是我这儿发个什么愁呢?我想德国人看到这肯定能憋死,德国人爱讲死理,到底谁偷的?要是再把林彪的批语给他看,估计这德国人要是心窄的能跳楼。中国人太灵活了!还有一个段子,说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汉语考试,题目很简单。说张三和李四坐在那喝酒,喝着喝着王五进来了,张三冲着王五一笑说,说曹操曹操到。选择,第一张三到,第二李四到,第三王五到,第四曹操到。结果很多外国人选择的是曹操到。中国文化重视美善,这多有吸引力,像平儿这样处理问题多有吸引力。虽然古代的科学不发达,但人情世故却发达。但是,人情世故太发达了也麻烦,贾平凹就说,中国社会太重视人际关系,太注意人情,所以反贪腐不容易搞彻底。你追查了一圈查到一个恩人身上咋办?所以我们还要补充一种科学的精神,这可以说是对中国泛道德论、人际关系的一个补充。另外还有一个,我把它称为泛整体论。就是我们对一的崇拜,我们认为什么样的社会就是好呢?天下定于一。我们嘲笑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认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统一的,不是分散的,从这些方面看,中国文化的精神、文化的追求、文化的思路确实跟世界是不一样的。中华美德,确实对一人民有相当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有教化的功效,对社会的稳定也有正面的作用。

文化有千变万化、日新月异的一而。我们的技术口新月异,每几个月就会更新一个新版本,各种新说法、新名词多得不得了。好像有俩月你没有上网、看报,就落后了。但是我们要坚信文化中一些不变的东西,譬如说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追求公与私关系的均衡,追求人与人之间的仁爱。虽然各个国家地方的风俗存在差异,像是中国人喜欢谈年龄,喜欢说自己老,但外国人却讨厌谈论年龄。像是中国人进餐馆喜欢吃新鲜的、活的,甚至喜欢指着那个活的说,我要吃这条鱼、这个螃蟹。外国人却说进饭馆不是进动物园,当指着一条活鱼问要不要吃掉时,他会想狂奔跑掉。但世界上很多根本的东西是一样的,希望过幸福的生活、希望互相照顾、希望互相有礼貌地对待,是一样的。所以钱锤书有一句名言,“东学西学,道术未裂”。道就是原理,术就是方法,不论是中国的学问家,还是西方的学问家,中国的理论研究,还是西方的理论研究,它的基本的道理和原则,譬如实事求是、搜集大量的材料、要有新的见解、要有创意是一样的。“南海北海,心理枚同”,心理指的是精神走向。我们要有大的、宏观的、统筹的观点来考虑文化,使我们的文化少一些焦虑,少一些摇摆,多一些定力。

原载(上海文学》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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