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些不存在的书

刘铮

还没到真正万马齐暗的时候。书还是照样出：革命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亚非拉兄弟的，品种并不算很少。西方经典文学，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跟高尔基一起，也还在印。译介外国文艺作品的主力，在上海，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北京，则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作家出版社―当然，两家其实是一家，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另一块牌子。

去年，得到一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外国文学图书的档案材料，时间上，从1961年中到1964年底，依次为：

（日本现代文学作品选题计划（草案）》、（西亚非洲现代文学作品选题计划（草案）》、《拉丁美洲现代文学作品选题计划（草案）》（油印，分另为5页、5页、7页，1961年中）。

《翻译和出版外国现代政治、学术重要著作选题目录（草案）》（铅印，46页，1963年1月）。

《外国文学编辑部1964年6-12月出书计划》（复写，大开，两份，分别为3页、4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1964年出版外国现代文学情况》（复写，16页）。

这些材料，加到一起，刚好呈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文革”前几年所做译介工作的大体样貌。完整自然说不上，但有价值的内容是颇不少的，不仅出版社内部的运作情形，政治的气候、主事者的好尚、出版后的反响，都不无体现。

相对于已刊书的全目，我更关心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成书的选题。（马太福音》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讪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么。”当然，我并没得着寻获那一只迷羊的欢喜，而只是知道了它的一点线索，却也聊慰吾怀了。有那样一些好书，起初不无存在之可能，而终于不存在，这怎么都不该算是个人的遗憾，而是时代的失落。时代此外失落的东西也太多了，似乎不差这一点点，而独惜这一点点，盖因“情之所钟，正在吾辈”罢。

日本、西亚非洲及拉丁美洲的这三份现代文学作品选题计划，未标明拟定的具体时间，不过，当中都提到“准备从现在起到1963年年底两年半的时间内实现这个计划”，推算起来，应是1961年中制定的了。

《日本现代文学作品选题计划（草案）》“说明”部分前两条云：

（一）日本文学作品我社已出25种，其中古典作品4种，现代作品21种。已出的现代作品，主要是日本重要革命作家的多卷集（如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德永直等），所以很不全面，如藏原惟人、中野重治等的论文和作品，至今还没有介绍。至于日本当代其他各派的主要作家，如野上弥生子、石川达三等人的作品，则更没有翻译出版。

（二）这个选题计划暂定现代作品18种（古典作品选题计划另仃），为了广泛团结日本当代作家，并了解日本当前文学的概貌，拟在两三年内着重介绍各派主要作家的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选题开列的18种分别为：《战斗的日本》（以“新日本文学会”编选的《反对“安保”诗集》为基础编选的日本反美斗争诗选）、《日本现代短篇小说集》（“约40人，每人一二篇。其中有的是老作家，如正宗白鸟、野上弥生子、中野重治、川端康成、石川达三等；有的是目前比较活跃的年轻作家，如有吉佐和子、大江健三郎、开高健等”）、木下顺二《夕鹤》、村山知义《死海》、森本薰《女人的一生》、真山美保《马五郎剧团》、《藏原惟人文学论文集》（‘包括《新日本文学的社会基础》、《关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评价问题》等论文共16篇”）、《宫本显治选集》、手诌英孝《小林多喜二评传》、中野重治《肺腑之言》（“描写30年代末期日本一群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自传体小说之一，1955年出版，约20万字”）、山代巴《板车之歌》、石川达三《人墙》，接下来是9位作家的名单：野上弥生子、广津和郎、阿部知二、芹泽光治良、西野辰吉、宇野浩二、井上靖、大江健三郎、开高健，后附按语：“以上九人，有的是老作家，有的是青年作家，在日本文学界比较活跃，拟各出一种长篇（中篇）或一本短篇小说集，选题尚未确定。”

这18个选题，据我所知，在20世纪60年代实际出书的，只有5种：木下顺二《夕鹤》（中国戏剧出版社1961年版）、手啁英孝《小林多喜二传》（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山代巴《板车之歇》（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西野辰吉《晨霜路上》（作家出版社1966年版）、井上靖《天平之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至于规模颇大的《日本现代短篇小说集》选题，大概就是198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当代小说选》（上下册）的前身（外国文学出版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专门出版外国近现代文学，成立于1979年6月）。

其中所列作家，中野重治、阿部知二、芹泽光治良等几位，50年过去了，仍无一本正式的专书译介过来。我感到遗憾的是《藏原惟人文学论文集》一书，篇目都定下了，却终究没能出版。藏原惟人的理论底子厚，可惜，从《艺术中的阶级性与民族性》（文之译，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以降，他的著作就再没翻译出版过了。

手上这批材料据云是郑效询先生身后散出的。60年代初，郑效询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室主任，主持外国文学的出版工作。郑先生在草案稿上偶有批注，如在（藏原惟人文学论文集》、《宫本显治选集》两条选题下用红笔注明：“选目征求意见？本人为日共负责人。”宫本显治倒是没问题，从1958年7月当选为日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在任12年。藏原惟人就麻烦一点，1961年7月，他在日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被解除了文化部长和《前卫》杂志总编辑职务。这一变故，很可能会影响到选题罢。不过，在1964年和1966年日本共产党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藏原惟人又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再次出任文化部长。这又是无法逆料的了。不管怎么说，藏原和宫本的文选最终都没出成。如今怕没谁在乎他们的名字了，成为历史之陈迹，势所必至。

《西亚非洲现代文学作品选题计划（草案）》“说明”部分第二条云：

（二）计划中选择介绍的重点，是进步作家的反帝反殖民主义作品（古典作品选题计划另订），但为了团结更多的作家，以及帮助国内读者了解西亚非洲各国的文学发展情况，也适当列入了一些重要作家的、内容并不涉及反帝斗争的作品，如塔哈·胡赛因（阿联、埃及）的《日子》，米哗衣尔·努埃梅（黎巴嫩）的《短篇小说集》。另外，也列入了几种白人作家写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洲现状的作品，如南非的《插曲》和《让这日子毁灭吧》。

事实证明，这一计划中多数此后都出版了，也许政治上没问题是主要的因素。有些书，出版时名字换了，比如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的（（瓦解》（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在选题计划里叫《生活在瓦解》；塞内加尔作家桑贝内·乌斯曼《神的儿女》（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在选题计划里叫《上帝的孩子》。

也有没出版的，如选题第八条：“（黎巴嫩）米哈依尔·努埃梅短篇小说集‘叙美派’老作家，作品主要反映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不公平现象。”这位“努埃梅”，现多译为努埃曼，后来有3部作品译为中文，但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了，而且并没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再如第十七条：“（南非）杰拉德·戈登：让这日子毁灭吧（小说）。作者是南非白人，描写南非黑白混种人的悲惨遭遇。”这部小说从未见出版。

《拉丁美洲现代文学作品选题计划（草案）》“说明”部分第二条云：

二、这个选题计划，包括13个国家23位现代作家的24种作品（古典作品选题计划另仃）。其中，墨西哥2种。危地马拉1种，巴拿马1种，古巴3种，委内瑞拉2种，厄瓜多尔2种，秘兽2种，玻利维亚1种，巴拉圭I种，智利3种，阿根廷1种，乌拉圭2种，巴西2种。

拉丁美洲的这24种作品，有一部分按计划出版了，比如秘鲁作家塞萨·瓦叶霍“‘描写美帝垄断企业钨矿公司对秘鲁工人的剥削和压迫”的小说《钨矿》（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智利诗人聂鲁达“歌颂古巴革命的新诗集”《英雄事业的赞歌》（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但也有不少是当时并未问世的，比如委内瑞拉作家伽叶古斯（后来改译为加列戈斯）“反映拉丁美洲封建大庄园制度的黑暗”的小说《堂娜芭芭拉》，中译本197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讽刺抨击拉丁美洲独裁统治者”的小说《总统先生》则是外国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的，有可能属于“文革”前就已约稿的那一类。

还有一些从未出版。选题第六条：“（古巴）阿莱霍·卡彭铁（1904一）诗集。作者系古巴当代著名诗人。”卡彭铁的作品，现在颇受文学爱好者的欢迎，但并没有专门的诗集出版过。选题第十六条是聂鲁达的《平凡的歌》，注明“作者的新诗集”，这本书没有问世。事实上，在《英雄事业的赞歌》之后，聂鲁达作品的译介就停止了，再次出版，已经是80年代初的事。何以如此，下面还会谈到。

《翻译和出版外国现代政治、学术重要著作选题目录（草案）》这份材料，内涵特别丰富，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各类，只能略过不提，专谈文学类。

文学类在此选题目录中占从第二十九页到第三十九页的11页篇幅，涉及书目共83种。其中，苏联哲学研究所和艺术史研究所编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两种，在该选题目录中，即标明‘’已出版”。另外，《加里宁论文学与艺术》、（（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两种，原目录中写的是“已在编译”，而郑效询先生的批注将之改为“已出版”，实际上，《加里宁论文学与艺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2年8月出版，《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9年6月出版，都在选题目录草案封面所题的“1963年1月”之前。可知此目录拟定较早，汇总时没有及时更新相关信息。

除去已出版的四种，所余79种，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成书的极少。舍苏联的文艺论著不论，据我所知。出于资本主义国家评论家之手的著作，只有两种随后得以出版：一是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编《勒菲弗尔文艺论文选》（作家出版社1965年8月版），一是周煦良等译《托·史·艾略特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1月版）。

这份书单，特别令人兴叹。首先是，拟定选目的人视野极开阔，触觉极敏锐，当时世界文艺思想的重要流派、重要人物，几乎都关注到了。其中有些选题是到80年代才成书的，如（（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又如’瑞士学派文学论文选”一条下注明：“从下列作者的著作选译：魏尔里：《文艺学概论》。凯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1939年）、《谈人的真实―德国文学中的一个概念的演变》（1957年）。斯达依格：《作为诗人的想象的时间》（1939年）、《十九世纪德国杰作》（1943年）、《诗学的基本概念》（1946年）、《音乐与诗》（1947年）。”我们知道，沃尔夫冈·凯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中译本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而埃米尔·施塔格尔《诗学的基本概念》则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2年才翻译出版，距选目拟定之时将近30载矣。

不唯时光磋跄，兼且令我们彻底失掉了了解一些人物、流派的契机。比如日本的中野重治、野间宏，又如英国的西·台·路易斯、斯梯分·斯本德，到现在也没有一本他们的评论集译介过来。而他们活跃的那个时代又好像一去不返了，这就再没有了译介的理由。这简直是无从弥补的空白。我们今日文艺识见的苍白与贫乏未必不能从这种地方找到远因。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编辑部（1964年）6-12月出书计划》共两份，一份显然是待改定的草稿，一份则为增订修正后的改稿。前者称“初步拟订为80种，15，013千字”，后者称“88种，15，348千字”，在数目上有所增力11。

出书计划中明确开列了每种书发稿、发排、初校、付型、印装的情况，对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当年的出版流程很有帮助。事实证明，有些书的确是按计划出版了，但也有些就延后或干脆不出了。如《日本的黑雾》一书，在计划中写着‘6/6发排，初校付型”，并注明‘急件书，作者9月来我国访问，8月出”。然而，松本清张这部小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实际出版时问是1965年9月，也就是说，比计划晚了一年才出。检《松本清张全集》后所附年谱，1964年松本清张出国访问，只去了欧洲和中东，并没有到中国来。这或许就是出版推迟的原因了。

至于有些标注着7月、8月、9月发稿的书，就有很多最终未出版的了。如有一本阿尔及利亚的作品，书名叫《尸灰的寂静》，标着“'9月发稿”，后面注明‘配合亚非会议，l1月出”，但其实从未出版。《有吉佐和子小说集》一种，标着‘翻译中，拟8月发稿”，并注明“作者拟来华访问”。但这本书当时未问世，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有吉佐和子小说选》，很可能用的就是当年的译稿。

在最终未能出版的诸种书中，最令我惋惜的是《德莱登文学论文选》。约翰·德莱登（（John Dryden）是17世纪英国著名的诗人、剧作家，也是英国文学批评的开创者。拟目中的《德莱登文学论文选》，字数12万，篇幅不大，但想来也是极珍贵的，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在一本德莱登文学批评的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于1957-1958年间出版《文艺理论译丛》辑刊共6册（后来改名（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出至第十一期停刊），在1958年第四期的《文艺理论译丛》上刊出了德莱登的两篇论文。分别为《悲剧批评的基础》（袁可嘉译）、《英雄诗及诗的自由》（刘若端译），我猜，拟目中的（德莱登文学论文选》就是打算在此基础上增加若干篇目成书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1964年出版外国现代文学情况》，应该是向上级汇报用的材料，工楷复写，但有修改处，第一页右上角有“郑存”字样，是郑效询先生自留的底稿。

材料开头说：

我社一九六一年至六四年共出版外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146种，其中现代文学作品99种，古典作品47种，外国现代文学占68％。由于国际斗争形势的发展，世界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革命运动的高涨，上级曾指示我社注意加强亚非拉地区文学的介绍；另一方面，苏联和东欧各国蜕化为修正主义国家，可出的作品越来越少，因此近二三年来介绍亚非拉作品的比重，逐年增加，在四年来介绍外国现代文学作品的99种中，亚非拉各国占69种，苏联东欧27种（大都是六一至六二年间出的），西欧北美3种。

这段话很能概括60年代前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气候。

其后，这99种现代文学作品被分为四类排列：

第一类是“思想性、战斗性强的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及密切反映当前国际反美斗争的作品，共10种”，有代表性的如《南方来信》（一、二集），“从去年5月（指1964年5月―引者按）出版到今年3月，已分别印了1，970，00（）册和2，100，000册”。两种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印行400余万册，确实是相当可观的印量。

第二类是“各国革命、进步文学，主要是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和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匈、越、朝、古巴、蒙、捷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共78种’。

第三类是“为了某种目的的需要而出版，意义不大的作品共10种。如为了支持古巴革命胜利而出版的（智利）聂鲁达的《英雄事业的赞歌》（作者修正主义面目当时尚未暴露）；为配合日本纪念鉴真和尚东渡一千周年而出版的《天平之亮》和‘亚非丛书’中为照顾国别及作家而出的《托康巴耶夫诗集》、《深厚的情感》、（鬼无鬼岛》等”。聂鲁达1957年访华后即不悍于对毛的个人崇拜，他的“修正主义面目”是早晚要为中国人民所知的罢。《托康巴耶夫诗集》、《深厚的情感》分别为苏联和蒙古的作品，而《鬼无鬼岛》是日本作家掘田善卫的小说，印量只有1500册，倒是值得留意的一本小书。

第四类是“出版后发现内容有缺点或错误的作品，计1种，即（古巴）《舟志愿女教师》。原作曾获古巴政府对外联络机关‘美洲之家’小说奖。描写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思想得到改造，但有1/3篇幅暴露自己的错误和反动的思想而缺乏批判，已请示改为内部发行（书上不印‘内部发行’字样）”。

是谁在决策出什么、不出什么？或者说。掌握书籍的生杀大权的究竟是哪些人？郑效询在《翻译和出版外国现代政治、学术重要著作选题目录（草案）》上随手记下的笔记，或许透露出些许消息。郑先生在第二十八页空白处写下“专谈文学（一号下午除外，下周较忙［在三至五去津」）”，当是对开会讨论出版选题的备忘，竖着一列列出了参加者姓名：叶、戈、卞之琳、陈、李芒、孙、郑。“叶”也许是叶水夫，“戈”应该是戈宝权，“陈”可能是陈冰夷，“孙”或许是孙用，“郑”应该是郑效询自己。叶水夫、陈冰夷、郑效询都是当时主持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的主事者，戈宝权、卞之琳、李芒、孙用则是外国文学中不同语种的专家。

当然，最大的决定因素，从来不是个人，而是政策、是潮流、是形势。所以不要去责怪那些对好书实施了人工流产的个人，你知道，他们也同样催生过许多好书。面对那些不存在的书，其实没有激烈的怨愤，甚至没有深深的遗憾，只有那么一点儿怅惘，如对一切遥不可及的好物。

原载《读书》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