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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戴着枷锁跳舞

清华学生原创优秀作品·微观清华:《清新时报》创刊十周年纪念文集 作者:赵曙光,陈之琰,岳廷 等编


实践:戴着枷锁跳舞

文/邹慧颖 王雪 曹乘瑜 张开平

【清新回眸】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寒暑假的社会实践成为“走万里路”的最佳机会。

实践,有人说为丰富阅历,有人说为锻炼能力,也有人说为旅游赏景……众说纷纭。

清华大学是一个有着浓厚实践传统的学校,随着社会实践在支队数量和参与人数的增长,实践中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也接踵而来。实践为何而来?是奉献、体验还是借机游山玩水?在实践的过程中,又有哪些让人“不能承受之重”?

(2006年9月29日,第35期,01/06/07版)

实践,有人说为丰富阅历,有人说为锻炼能力,也有人说为旅游赏景……众说纷纭。

实践,究竟为哪般?

——编者

2006年6月中旬开始,清华大学648个支队共6289名本科生和研究生陆续奔赴祖国各地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此外,26个院系4400人次参与暑期校外教学实习、实践(原生产实习),其中包括国防生校外实习实践150人次。相较2005年参加暑期社会实践的436支小分队5775名同学,2006年清华大学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在支队数量和参与人数上都有增长。

(来源:清华新闻网)

实践,为何而来

感受与反馈

去河南民权县支教的8人队伍,教一个高中班和一个初中班,但是这两个班,从高一到高三,从初一到初三,哪个年级的都有。这就给讲课带来了难度。

“不好教,本来高中知识就有些遗忘,学生的学习进度又都不一样。我们的想法是,不讲太多具体知识,而是把整个体系为他们梳理一遍,讲一些学习技巧、思维方法。”杨政说。

幸亏队员们来自不同院系。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几大门,科科有人才,两个外教的外语课也上得有声有色。

“我去听了英语课,效果真的很好,氛围十分热烈,外教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也很多。”杨政说。

每人每天上两节课。他们借了课本,买了参考书,晚上备课。王宏显每次备课都要用一个多小时:“大家每天备课花的时间和第二天的上课时间差不多。每天6点起床,12点才能上床睡觉。”

“最初觉得我们做得很烂,后来发现有的队伍去了以后只支教了两三天,有的跟老外关系搞不好,还有一个队跟当地协商不好,换了一个地方。”杨政说。

“我们所做的并不是为了给简历增加一笔,而是为了回馈社会。而且,我们去看了,去感受了。实践过后,我和王显宏更热心公益事业了。”

只是丰富阅历

“报名的时候,是听说云南是个不错的地方。”刘兰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就是想去离家离学校比较远的地方,到一个新的地方看看。”

“应该说还是挺高兴的,我们付出的其实并不是很多,包括精力和经费两方面。收获也还不错,看到一群可爱的孩子。值得回忆的也只是他们,用两个词来形容,就是‘纯朴’和‘热情’。”同队的王蕴说。

从到云南的第一天,学校里的孩子们围在办公室门口争着看外星人般地挤脑袋;离开的前一天,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着合影留念,拿着自己的笔记本要求留下联系方式,再小心翼翼地问:“我写信的话,能给我回信吗?如果有问题想问你,什么时间可以给你打电话呢?”也许真的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每一次的讲座、每一节课,学生们都听得分外认真,记得分外仔细;老师们一个劲儿地感慨:你们的话,学生更愿意听。

王蕴觉得,大家只是尽最大可能给学生多讲些,曾经的学习经验、外面的社会,并不像当地老师们赞誉的那样是“作了很大的贡献”。“也是能力、环境各个方面的原因吧,自己觉得并没有做太多事情,贡献呢,不能说没有,但很小。”他说。“实践,长不了多少才干,更准确地说是丰富阅历。”

实践,也许未必非要学以致用长才干、作贡献。更多人愿意把实践看作是增加阅历、多一种生活体验的过程。

刘兰程明确表示,如果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机会,自己也“不会去了”。支教是很有意义的,支教的气氛让他感动,“但还是想在大学期间借实践的机会尽可能地多尝试别的东西。”

“在我看来,实践更多的是磨炼自己,锻炼自己的能力;去一个新的地方学习新的东西,在一个新环境中与他人交流、交往,增加个人阅历。有点类似于国外的背包旅行,当然二者不能完全画等号。”

“越投入,收获越多”

精仪系制33的周铭,过去的三年暑假里共参加了四次实践。

大一的暑假,她便报了两支实践支队,都是在北京郊区考察。大二的暑假,她参加了去青岛海尔集团考察绿色工业的实践支队。

“大一是因为好奇所以参加,是被动的,仅仅是看到的东西启发了我。而大二是一种主动的心态。”周铭在去实践之前就对海尔的物流改革和经营理念等非常感兴趣,查了很多资料,心中也有很多想法。“在生产线上、物流车间里,我看到了真实的细节,也解开了心中许多疑惑。回来以后继续查相关资料,主动学习和思考,所以收获很大。”

而大三的实践,她作为队长,还要操心整个实践的事情。她觉得:“实践是越投入,收获越多。”

今年暑假,她自己组了队到家乡广西柳州考察那里的少数民族女童的教育情况。她的收获很多:“一是感受到了瑶族女童的善良。二是当地的基层干部的奉献精神和工作理念,让我很佩服。他们经常下乡调研,走山路一走就是三四个小时,得到的材料很细致,工作方法也很有针对性。”

周铭觉得,收获不只是在实践的过程里,也在前期准备和后期总结上。

从大二那次实践开始,实践前期她都要查很多资料做准备。“十天,要想深刻了解一个社会问题是不够的。查了资料,可以得到很多思考。”

做多了学生工作,周铭逐渐认识到总结的重要性。在今年的实践中,每天不管多累,周铭都坚持要开一个讨论会。一次停电了,几个队员提议打牌,周铭还是坚持点着蜡烛把讨论会完成。“不总结,时间长了,就只剩下一个片段;总结,可以进行系统回顾。”大二那年的实践,她参与论文写作并负责答辩,那次他们获得了校级金奖。“总结是在原来的零散思考的基础上提升一个台阶。”

旅游无可厚非?

社会实践,大部分理工科院系都不算学分,有些实践不免被当作旅游的机会。旅游也无可厚非?

提到去年的重庆实践,电子系的王宏显说:“本来就带有旅游性质的,实践和旅游各占一半。”该队的队长杨政也表示:“其实那次实践花了那么多钱,坐了那么远的火车,我真的很后悔没带队员们多玩玩。”

出门实践,顺带着在实践地游览一下风景区,这在各实践支队其实是比较普遍的。

去云南支教的某校管支队,学校给买的车票并不是直达的,大家需要先到成都,再自行买票转到云南。7月30日晚上到达成都火车站后,却只能买到8月2日上午的车票。在成都耽搁一天两夜,“既来之则安之嘛,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顺带着浏览了一下锦官城的美景和美女。”该队的小雨说。返程时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贵阳转车时同样因为车票的缘故耽搁了三天两夜,“我们只是在贵阳市内转了转,品尝一下贵阳美食,要不是大家实在没钱了,又有队员生病,一定会去黄果树看看。毕竟舟车劳顿这么远地来了,而且这与实践并没有冲突,大家都玩得心安理得。这样也挺好的,更好地利用了往返火车票嘛。”

同样,去年一支在进行西部经济、教育、科技调研的金奖支队在结束当地的餐馆和调研后,在黄果树和黄龙尽兴地玩了三天。

据人文学院一项针对全校多个院系的关于学生社会实践的调查显示,同学们出门实践,有42%的同学是想获得锻炼增长见识的,也有37%的同学是抱着出门玩玩的心态。在选择实践地点时大部分同学对西部贫困地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型企业感兴趣外,想去人文气息浓厚的历史古迹和风景名区的同学分别占到21%和9%。

同学们还是希望能够利用实践这个机会能够到平时没机会去的地方转转看看。有过这种旅游经历的支队也基本是在做好工作的前提下,结束实践行程后自费在附近游玩两三天,或者途中需要转车,游览中途停留的地区游览。如果能既不影响实践工作,又能看了风景,其实一举两得。

实践接待:负担还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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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中国扶贫基金会三名志愿者从北京至广东省清新县寻访当地的贫困大学生。两天下来,三位志愿者对寻访的过程还是挺满意的,但接待的“奢华”让他们有些不太适应:一桌饭就好几百,喝的是成箱的纯净水,车上的空调早早就打开了……最后一天,县教育局专门设宴招待,鸡鸭鱼肉一应俱全,寥寥几个人,点了一桌菜。在觥筹交错间,“老土”的志愿者忍不住问了一句:“这喝的是什么?没喝过。”教育局的领导很有些得意地回答“人头马”!面对此景,志愿者流泪质问:“我们是来扶贫的,不是来大吃大喝的。”“今天吃的这一桌,可以让一个大学生吃上好几个月。”

不能承受的“热情”

提到暑期支教,杨政情绪很激动,眼眶都有些红了。他表示以后不会再通过学校的渠道出去实践,“太官方了,很麻烦”。

今年他带一个中美大学生暑期扶贫支教的校管支队,去河南民权县支教14天。一行8人,包括两个外教。民权县是个国家级贫困县,队员们早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出发之前,我跟队员说,出去吃苦吧,去见识一下中原,见一些朴实的孩子。”结果,杨政面对更多的是地方领导和官腔官调,反差很大。

本来他们是直接跟民权县教师进修学校联系的,后来学校自认没有接待能力,就通知了县里。

“我们要求住学校宿舍,吃食堂,所有费用自理。但是去了以后才发现,县政府给我们安排了宾馆和大餐。”杨政说。

他粗略算了一笔账。

14天住宿,1800元。

5次县里安排的饭局,约2000元。

14天的日常饮食,约2400元。

再加上其他花费。“保守估计,县政府为我们这次实践花了八九千块。”

但这并非队员们所愿。队员王宏显说:“与其说我们给他们增加负担,不如说他们自己给自己增加负担。”

到了民权县,他们换过两次宾馆。

第一家宾馆住都没住,放了放行李就换了一家。“他们说这里卫生不好,又不安全。”杨政说。

第二家也只住了四五天,接待他们的司机又来传达领导指示,说找到了一家条件更好却较便宜的宾馆。

“但司机私下对我说,让我们搬是为了让我们和县领导的儿子住在一起。”王宏显说,“他想练练口语,接触一下清华同学。用美国志愿者的话说就是‘我们被收买了’。”

大家都很反感,老外意见最大,有一个美籍华人坚决不搬。可是为了工作顺利进行,队员们不得不搬到第三家宾馆。

“开始几天我的情绪很差,左右为难。但是我要对实践工作负责,有些事情不得不妥协。”杨政说出了自己的难处。

县里三次安排他们参观旅游景点,都被推辞了。常去协调的王宏显说:“很难推,有一次全体队员一起去说他们才同意。我们是来支教的,不是来旅游的。”

幸亏他们临时决定离开时间,“这给我们减少了很多应酬。”杨政庆幸地说。

餐桌文化?

与杨政的激烈反应不同,也有同学认为,接待单位的表现,恰恰是大学生在今后必然要面对的社会现实。餐桌上的奢侈也是中国式“餐桌文化”。“这种情况是普遍的,只是现在的我们还不太适应。” 精仪系学生王蕴说。

今年他所参加的实践同样是校管支队的扶贫支教,去了云南的一个贫困县。接待学校安排的三餐基本上是在学校旁边的教委食堂解决,但也有几顿奢侈的招待。

有两次分别是校长和高三老师请客,拉到了当地最好的饭店,装饰的气派、饭菜的奢华,即使在北京也算是中高档酒店。校长据说是能喝两三斤白酒的,老师们也表现得相当豪放,拉着同学们敬酒,称清华学生的到来能使他们学校明年高考“迈一个大台阶”。在酒桌上,觥筹交错,也领略了当地“发点球”(一对一)、“铜炮枪”(一对多)和“打电话”(隔着桌子碰杯)的酒场文化。

队员刘兰程同样比较坦然,“是有几顿奢侈的饭消费是偏高的,这也体现他们的热情。”

在这部分同学看来,这就是一种社会现实,或早或晚都要融入的。

喝酒应酬在外出实践的各支队都是普遍的。另一支在宁夏某贫困县支教的队员讲到接待学校的安排:“虽然是在一个小餐厅,每天晚上都安排酒局。第一天算是接风,队员们喝了。第二天仍然劝酒,大部分队员都喝多了。连喝三天,大家实在不想继续下去了,向接待的老师们提出,第二天一大早还要讲课,喝酒太耽误事了。”

但对于这样的安排,他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他们当地的风俗吧,每餐必饮酒。就算我们不喝了他们老师自己还是喝。”

“去之前大家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大家都想到会有这种情况。我们也只能尊重当地的风俗,把自己教学工作做好。”

接待,也不容易

接待得太好,学生觉得不自然;不给予接待,学生也有意见。地方政府怎么想?

山东某县一位毕姓宣传部主任说:“我们是要尽量配合学校的工作的。”今年他们接待了一支7人的清华实践支队和一支30人的北大实践队,两支队接踵而去。

“我们是第一次接待清华北大的同学,觉得挺荣幸。”

有实践队被当地盛情招待后,被要求写几篇关于当地的宣传稿。对这种类似于酒桌交易的事情,毕主任说,“我们当然是希望的。但这是可有可无的。有些地方政府可能会要求,但也明白你们不一定写,主要还是要配合学校的工作。”

现在许多学生借实践在当地旅游,毕主任说:“这个我们也是不愿意的,如果同学们要求,我们直接把皮球踢到管旅游的部门,这种事归他们管。”

谁来为实践埋单

支教要花多少钱?

暑假去贵州某贫困县支教的校管支队的支队长说,此行队员们平均每人花了1000余元:

去的火车票是学校给买好的。7月30日到8月11日这期间,支教时的食宿费按照学校要求,每人每天住宿15元、吃饭10元,每人大概300元;

11日结束支教后,队员们一路边玩边去贵阳转车回北京。14日坐上火车前的游玩住宿,大家尽量省钱,第一晚住在支教学校的宿舍,没花钱;第二晚则是每人10元的青年旅社;第三晚实在没办法,才住进了旅馆120元的两人标准间。这三天食宿每人花费近100元;

最贵的是回程车票,十张卧铺共4424元,每人400多元。

队员小曹说:“如果事先知道会支出这么多的话,是会考虑一下要不要去的。因为学校说能给报销百分之六七十,当地又接待食宿,以为500元之内就可以了。”

然而,这个支队除了被要求交食宿费外,火车票也得自己先垫着。实践地离北京越远,花费自然越高。

队长表示:“学校在组织实践时就已经承诺条件了,实践远近都是学生自愿的。二者相当于签订了协议,不管去远去近,承诺兑现了就行,现在看来,显然还差一大截。但至少应该把火车票给报了。”

“学校承诺买卧铺,结果却是硬座。大家坐了29个小时;回程的临时加班车近48小时,还是自己买的硬卧。”

“我们觉得学校实践部应该财政透明,实践花费哪些能报哪些不能报,标准是什么,一开始就说得很笼统,回来后报销还不及时,到最后每个队报销多少也不透明,这对学生不公平。”

“现在最希望能把回程车票给报了!”小曹感叹。

针对这样的疑问,团委实践部孙伟老师表示,校管支队的实践,最初学校是承诺车程24小时以上的买硬卧票,24小时以下的买硬座票。但因为后来硬卧票紧张,只买到了一部分,公平起见就都买成了硬座票。

至于财政透明度,报销标准是五六月份老师们开会拟定的,因为是在实践之前,也只能是大概的标准,还需要在实践结束后根据实际情况再做必要的调整。但最后实践部会向大家公开报销的原则,根据各队的实践情况,做得好的能够到70%,做得差的可能只能报销单程硬座车票。“向全校同学公开,之前没有过这样的惯例,这也不太现实。”孙老师说。

当然,也有同学不这样认为。

前往云南支教的王蕴和刘兰程分别花费1300余元和1000多元。“这算是一种经济负担吧,但还可以接受,毕竟看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总体来说,如果学校能够兑现承诺的话,对于这个支持力度还是很满意的。”王蕴笑着说。

学校要掏多少钱?

校团委副书记张瑜老师介绍,目前学生实践分两类,一类是专业实习,由院系规定,给学分,教务财政支持,院系给的经费也多。另一类是除专业实习之外的各类实践活动,包括寒暑假、双休日实践。

校级重点支队由团委提供的单程硬座火车票,“一方面,学校没那么多钱;另一方面也想培养学生吃苦精神,而且大家坐在一起,也是一个很好的增进交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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