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女权

自一九一〇年各国妇女界代表在丹麦京城举行妇女大会，争取平等权利，并议定国际妇女运动纪念日之后，每年今日（三月八日），都为各国的前进妇女所热烈庆祝的节日。在当时，妇女运动尚未赢得传统社会的普遍同情，许多人仍然诚恳地相信，男女应当有别，认为两性能力不同，所以职责不同，因而与职责相关联的权利也不同。妇女运动者则认为这完全是男子压迫女子的自私自利说法，若在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给女子同等的机会与平等的权利，事实当可证明女子的能力与成就并不亚于男子。两种对立的说法都是理论，把理论付诸事实的考验的，是第一次大战。第一次大战也是第一次的全民战争，只靠男子动员还不够，至少一部分的女子也须动员，才能应付战争的需要。女子除了未曾手执武器直接参加战斗外，前方后方的一切工作，过去普通认为完全或主要的属于男子的工作，在人手缺乏的战时，女子都取代男子的地位，并且大体都能胜任愉快。事实最为雄辩，过去太严格的男女有别的说法，至此已经不攻自破，同时各国对于妇女的战时贡献，也都无不感激。在事实的证明与感激的督促之下，欧美各国在第一次大战后就都正式地承认了女权，除参政权的开放外，过去未实行或实行而不彻底的经济权与教育权也都给予妇女。唯一的重要例外是法国，法国妇女是到第二次大战后之一九四五年才获得参政权的。今日欧美各国，无论事实上如何，在法律上与机会上，两性是有同等的权利的。

至于中国，五十年来我们是一向在极力地追随近代潮流的，女权运动在清末已经开始，到“五四”以后很快地就为舆论所接受，认为已经不成问题。在抗战之前，这种公认的见解已经形成法律的明文，法条中清楚规定，男女经济平等，女子也享有财产继承权。在家庭中夫妻平等，组成家庭的婚姻也法定为男女个个都有自由。政治平等的制度更为清楚，在一切的选举、被选举与政府任命方面，都不再有男女之分。最后，还有教育的平等，所有男子禁地的一般学校，由幼稚园到大学，都开放门禁，女子都可自由入学。若有不平等的话，现在是对男子不平等，今日只有不收男生的女校，而没有不收女生的男校，当初的男校都已成为男女兼收的混合学校。所以讲法理，讲制度，我们中国女权方面是最进步的；今日世界尚有落在中国之后的国家，没有走在中国之前的国家。

但中国有一特点：就是这种进步的女权现状是妇女并未大争而就由国家立法规定的，其中也未经过像欧美各国妇女在第一次大战期间的事实考验。历史上的任何权利，都是由奋斗争来，或是由工作赢来，得来太易的权利往往是不知如何行使的。抗战前我们的制度尽管完善，然而乡妇对此不感兴趣，并且根本不知何谓女权，连城市中比较有知识的妇女，真能利用法定的女权的，也只是极小的少数。这种法律与事实脱节的现象，部分的已由八年的抗战加以补救。抗战之在中国，有如第一次大战之在欧美，对于妇女是一个考验，并且两次都是成功的考验。一向与男子并肩操作的乡妇，可以不论。城市的妇女，在抗战之前，愈与近代潮流接近，愈有成为有闲阶级的危险；虽或不是多数，但相当大的少数的中上阶级的城市妇女，往往只知享受近代妇女的权利，而未知善尽近代公民、主妇或职业者的义务。这或者是我们过度追随潮流与女权得来太易的结果。但这个一时的特殊现象，已都为八年抗战所打破，战前城市的中上家庭，大多成了最受经济压迫的家庭，过去有闲的贵妇都变成有忙的主妇，原来仆婢的责任都由主妇一人承当，有的主妇在管家育子之余，还在外担任半时甚至全时的职业，以给家用。因中国整个机构的不灵，在与战事直接有关方面虽未能动员女子，但一般城市妇女在后方维持社会的无形贡献，是此次抗战史上应当大书特书的一笔功劳账，战前立法的女权条文，中国的妇女已用八年的泪与汗证明为她们分所应得；假定战前没有此类条文，战后的今日也非加定这些条文不可。同时我们也相信，过去不知利用女权立法的妇女，在锻炼成熟的今后，也必能尽量利用。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提出，请大家注意的，就是在女权已为普世所公认的今日，所有的人，包括当初最激烈的妇女运动领袖在内，渐渐都知道过去的女权运动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处。过去好似是凡属男子所作之事，每一个进步的女子也非去作不可。我们若把这话反过来讲，说凡属女子所作之事，每一个进步的男子也非去作不可，我们立刻就可看出那是如何的感情用事的见解。在机会平等之下，不分男女，每人各凭才力，各尽职分——这可说是今日文明世界的公认原则。在这个大原则下，许多旧的观念仍未陈旧。例如“贤妻良母”，本是新妇所最不要听的名词，但在今日女权运动最成功的两大强国，代表资本主义的美国与代表社会主义的苏联，都不约而同地推崇贤妻良母，苏联对于儿女众多管家优良的妇女，并有正式的奖励。真正讲来，人类文化的需要贤妻良母，也正如需要贤夫良父；作一个贤妻良母的困难，也不亚于作一个贤夫良父。歪曲的贤妻良母作不得，正常的贤妻良母是每个女子的责任，正如正常的贤夫良父是每个男子的责任一样。因生理的关系，贤妻良母可以成为专业，贤夫良父不必成为专业。这也不是说每个女子非专于贤良不可，一切皆可听机会、才力与兴趣的支配，不可懈怠，也不必强求。能够如此，恐怕是妇女运动的极境。

我们只闻有妇女节，而未闻有男子节，可见妇女节应当是一时的现象，而非永久的现象。妇女运动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不再需要妇女节。我们上面所讲妇女运动的极境，在任何国都尚未完全实现；一旦那个境界成为事实，我们每年三月八日将无需再努力于女权运动。愿国际妇女界谋求那一天的早日到临！

（原载《观察》第二卷第二期，1947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