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动传神 蕴藉含蓄
《香市》赏析

吴甸起

作者介绍

吴甸起，196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有理论专著《文学魅力的寻觅》《读赏论评》《新思维与新实践》《文学审美欣赏方法指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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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市”像一扇赫然敞开的窗子，人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广阔而久远的农村社会生活的全貌。作者从早年亲切的生活回忆和对农村现实的细致观察出发，紧紧把握住窥一斑而见全豹的艺术表现角度，生动传神而又蕴藉含蓄地描写了“香市”今昔的历史变异。

《香市》是茅盾写的一篇独具江浙农村生活气息的“乡土文学”。

全篇通过“我”真切的见闻感受，描写了别有异趣的家乡“香市”。关于“香市”，作者在《陌生人》一文中说：“镇上有一座土地庙。如果父老的传说可信，则‘该’庙的‘大老爷’原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忠臣，三四百年来，享受此方人民的香火……乡下人迷信这位土地老爷特别关心蚕桑，所以每年清明节后‘嬉春祈蚕’的所谓‘香市’一定举行在这土地庙。”作者在《故乡杂记》中又云：“‘香市’就是阴历三月初一起，十五日止的土地庙的‘庙会’式的临时市场。乡下人都来烧香，祈神赐福，——蚕好，趁便逛一下。”从这些详尽而生动的说明中不难看出，“香市”是带有封建宗教色彩和地方风情的古老乡村习俗，是反映农村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农民质朴单纯精神生活的“乡场”活动。“香市”像一扇赫然敞开的窗子，人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广阔而久远的农村社会生活的全貌。作者从早年亲切的生活回忆和对农村现实的细致观察出发，紧紧把握住窥一斑而见全豹的艺术表现角度，生动传神而又蕴藉含蓄地描写了“香市”今昔的历史变异。

开篇处，作者在风暖日丽、春和景明的诗情画意的氛围中，以浓墨重彩、繁弦密管烘染描摹了“幼时所见”的“香市”景象。只见社庙前“临时茶棚，戏法场，弄缸弄，走绳索，三上吊的武技班，老虎，矮子，提线戏，髦儿戏，西洋镜”，诸种杂艺，各占一方，相互兢技，会集成阵，“将社庙前五六十亩地的大广场挤得满满的”。可见戏之多，人之众，势之盛。作者对诸家杂艺并没有精雕细琢，只是采取并列法将其一一点出，但却像走马灯一样把诸般艺技倏忽间尽呈于人们眼前，不经意中抖开一幅喧腾热闹的“香市百艺”图，给人以方位感、格局感和立体感。接着，作者艺术描写的镜头，由外景转为内景，庙里所见是色彩斑斓的糖果花纸，“各式各样”玩具，“泥的纸的金属的”，应有尽有，而其“烛山”“灿如繁星”，檀香烟“熏得眼睛流泪”，“木拜垫上”则是“成排的磕头者”。笔笔皆是传神的白描，既反映了庙会的景物特点，又写出了儿童独具的心理感受，并由纸、糖、烛、烟及拜佛者和谐有机地濡染了“香市”神秘热烈的气氛，使读者仿佛看到农民“祈神赐福”的虔诚和孩子们“借佛游春”的欢乐。作者由外而内、由物而人，有步骤、有层次、有色彩地描绘了在“香市”的“所见”；“所见”是循着游赏者足迹的推移，采取分述法表现的。在详尽生动地铺排了“香市”盛况的“所见”文字后，作品又峰回路转、水到渠成地采取综述法，写下了一段虽则简省但却十分精彩的“香市所闻”：“庙里庙外，人声和锣鼓声，还有孩子们手里的小喇叭、哨子的声音，混合成一片骚音，三里路外也听得见。”古人云“蛙鸣十里”，那不过是诗句的艺术夸张，而此处的三里路外也听得见“香市”的喧闹之声，却是极为真切的实情。而选取“所闻”之声以总括“香市”庙堂内外的热烈繁闹的场景，其构思运墨确实是精妙的。

作者绘声绘色地描写了童年记忆中的“香市”之后，笔锋陡然一转，又记叙了“革命”以后所见到的“香市”：“庙前的乌龙潭一泓清水依然如昔，可是潭后那座戏台却坍塌了，屋椽子像瘦人的肋骨似的暴露在‘光风化日’之下。”昔日喧腾的场景消失了，神奇的色彩暗淡了，美妙的骚音沉寂了，“往常‘香市’的主角——农民，今天差不多看不见”了。“香市”今之凄清与昔之热烈构成了强烈鲜明的艺术对比，深刻而凄婉地表现了“香市”——古老风习发生的急剧的历史变异。如果说关于童年时“香市”的动人描述，虽则也映照出了小生产者封建余教的意识，但更多地还是熔铸了纯朴农民“父与子”两代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憧憬；那么，以反差性的对比和沉郁的笔墨所勾画的今日“香市”寂寞情景，则是通过“庙会”这个窗口展示了农村经济破落凋敝的现实趋势，暗示了在农民中发生的悲剧性遭遇。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深谙艺术描写的辩证法，于通篇“今不如昔”的整体对比结构中，又巧妙地变演出“今胜于昔”的局部艺术对比：在“我”期冀“重温儿时的旧梦”而深感“山河犹在，世情皆非”之时，竟“出乎意料”地看到了技艺超绝的“现代马戏”。作品在此处一改前文的并列法、排比法的粗放点染，细腻而详尽地专写“马戏”一技。诸如武术班的名声、主角、节目，甚至戏团演员的神态语言，都一一写到了。这有着在“上海良友画报六十二期揭载的‘卧钉床’的大力士”名角的武术班，确非“从前‘香市’里的打拳头卖膏药的玩意”可比，而且他们表演的又何等认真、卖力，“把式不敢马虎”，然而，这反映现代文明技艺水平的表演，也只“售票价十六枚铜元”“第一天也只得二百来看客”“要是放在十多年前，怕不是挤得满场没个空隙儿么？”技艺高了，看客反倒少了，“今胜于昔”的“南洋武术班”遭际的冷场悲剧，就更加有力地衬托和深化了农民物质精神生活“今不如昔”的悲剧。

本文不足一千二百字。开篇便点题，旋即简洁明晰地交代了“香市”的地点、时间、人物、内容，接着便以对照性的二部结构，生动有情地记叙了“香市”的今昔变化，篇终又点题与开篇遥相呼应，全文结构语言给人一种单纯明净的美感。但单纯明净并不意味浅白直露，恰恰相反，它与含蓄蕴藉取得了辩证的统一。确切些说，文章对“香市”景物风习的描写是单纯明净的，而对景物风习变异所包孕的社会意义的揭示是含蓄蕴藉的。“我”的三位堂妹子为何“出世以来没有见过像样的热闹的香市”？先前那些在“木拜垫上”成排的祈神赐福的农民为什么不见踪影了？作品对造成“香市”悲剧性历史变异的原因，没有做正面的、直接的、翔实的交代，只是在勾勒今日“香市”面貌时，作为景物描写的构成部分，采用深有寓意的象征手法，叙说了“‘革命’以后”“社庙的左屋被‘公安分局’借去做了衙门”“社庙的左偏殿上又有什么‘蚕种改良所’的招牌”。此处用字虽少，但却语涉政治：“公安分局”者象征着反动的军阀势力，“蚕种改良所”者象征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小小的一座封建宗法式的庙宇，被涂上了一层强权化、殖民化的斑驳怪异的色彩，象征着、预示着素有“桃源”之称的江南“蚕丝之乡”必然走向衰败贫困的社会命运。我觉得，孤立地阅读“香市”一篇，因为它微言大义，尽在景物风习描写之中，对其创作宗旨是很难有更加深切感受的。茅盾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期写了一批反映中国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这些作品情节人物尽管有所不同，但所选取的生活素材和表现角度都是农村经济的破产。因此，这些作品在时代因素和思想内容上存在着某种一致性、联系性、互补性。比如，短篇名作《春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可以看做《香市》景物风俗描写所蕴含的思想社会意义的一个绝妙的“详注”。《春蚕》写于1932年，《香市》发表于1933年。《春蚕》中有关于茧子“洋种”与“土种”之争，《香市》中有“蚕种改良所”云云，两篇的社会背景基本相同，而故事又都是发生在浙江农村的“清明过后”。倘把两篇作品作为“互文”来读，就不难理解在今日“香市”庙会上看不见农民的真正社会原因。像老通宝一家那样忍饥挨饿，东借西赊，拼死拼活，获得了蚕花丰收却遭致了破产欠债的悲惨结局。他们日日夜夜挣扎在死亡线上，哪里还有闲情逸致来“借佛游春”？即使“祈神赐福”滚得“蚕花二十四分”，岂不酿成更大的悲剧？因此，先看看《春蚕》中关于老通宝一家及“二三十人家的小村落”，为“收蚕”所经历的“大紧张，大决心，大奋斗”和大破产，然后再看《香市》，就可以更加具体、更加明晰、更加深刻地理解“香市”发生的历史变异及深邃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