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城乡二元结构的软着陆作用

中国人并非没有做过努力。在100年的近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无论何种体制下的大部分领导人都在跟随西方搞邯郸学步。但时过境迁，最大不同在于根本没法再走西方殖民化的道路，大量原住民人口仍留在自己国内。而往往在每一次危机过程中都表现为大量失业，当然很容易转化为社会性的冲突。之所以经常演化为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只不过是没有谁认识到周期性经济危机是个不可抗拒的内在规律罢了。因此，中国人百年追求西式现代化，教训多多。

到目前为止，什么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笔者认为还没有公认的确定答案。很多主流学者认为中国劳动力便宜。然而这早已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因为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等亚洲人口大国的劳动力比中国便宜得多。为什么外商直接投资FDI不去那些劳动力更为便宜的国家，而纷纷进入中国呢？可见，并不是因为中国劳动力价格便宜。

第一是中国的低“金融化”与政府的低负债率。中国大约两百万亿元物质财富作为基础与政府制造的135万亿元(2012年)金融资产之比，相对于西方的金融经济的泡沫化而言要合理得多！以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为基数来看，中国的债务比重也很小。

在西方国家，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过度负债，在全世界工业化国家中，目前乃至今后数年内政府负债相对于GDP最低的是中国。这就意味着中国仍然有条件用政府负债投资的方式，在这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对内陆做基本建设投资，以此拉动其他民间投资。换句话说，只要政府长期投入于基本建设，就会为其他各项私人的或外部的投资创造“搭便车”获取收益的投资机会。

这一点算是“比较制度优势”，且只在中国才有，这也是中国仍然吸引外部投资的原因。因此，我认为这几乎是当今工业化国家高负债的政治经济结构中，中国唯一具有的比较优势。

第二是城乡二元结构。一般人都会把城乡二元结构当成负面的状况，因此大家都批评“户口”。但很少有人注意，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恰恰是以庞大的乡土社会所仍然保留的东方理性，承担并部分地化解了整个产业危机的后果或者代价。每当产业资本在城市发生危机的时候都会把代价向乡土社会转嫁。凡能够顺利转嫁的，城市的产业资本就能软着陆，危机也就解决了；凡不能转嫁的，就会硬着陆，每一次硬着陆都会砸出调整或者“改革”。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大调整就是城市产业资本危机硬着陆造成的；同理，80年代的大改革也是城市产业资本危机不能向乡村转嫁造成的。

因此，今天谈到乡土文明的时候，要理解中央政府2002年强调城乡统筹、2012年十八大进一步强调城乡一体化，主要目的是努力维持乡土社会可持续。如果不能做到城乡一体化，而是把农村摧毁，危机软着陆的载体就不存在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危机跳不出来，原因就在于没有像中国这样有一个无数次接受危机代价并使其在城市得以软着陆的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