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子后面的小男孩

1932年，夏龙鸣出生。

1932年，红军还没有长征；1932年，东北全面沦陷，日本人扶植成立伪满洲国；1932年，第一次淞沪会战，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1932年，茅盾写完《子夜》……

夏龙鸣出生时，家里六口人，爷爷(瘫痪在床)、奶奶、母亲、妹妹、哥哥(是个残疾人)，父亲在邓宝珊的部队当兵，是一个干事，解放前夕部队起义，投诚到共产党，他回到家乡，在盐子镇供销社当了9年会计。邓宝珊，国民党上将，当年劝说傅作义投诚，北平《新民晚报》将之称为“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

父亲不管家，夏龙鸣8岁就开始在山峁峁里种地，10岁开始“当家”。庄稼长得比他还高，他只是个娃娃，可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劳力，养家糊口只能靠他。夏天给人家种地，冬天砍柴、捡炭，给人家干活，人家每年会给一些碎炭，一天一筐背回来，不仅要准备第一年冬天的，还要准备第二年夏天的，这样的日子过了5年。当时村里和他一起长大的还有夏龙彩、夏应甫、夏应武等。

战争是那个年代的关键词，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有战争就需要供给，很难想到，国民党军队前方飞机加大炮，后方却要从村民家里抢粮要驴子，不给就打人。他们牵走夏龙鸣的驴子，夏龙鸣就在驴子后面默默地跟着，不远也不近地看着。士兵吃饭，他就愣愣地站着看着。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士兵也会分些吃的给他。走了一百多公里，士兵终于受不了了，说这个娃娃烦得很，就把驴子还给他了，又重新拉了一户人家的驴子；还有一次，杨瑞友当保长，替国民党来牵驴子，夏龙鸣不给，杨瑞友踢了他几脚，他还是抱住驴子不给，杨瑞友打了他一顿，牵走驴子。他忍着痛，又跟着走了两天，到了市里，士兵又把驴子还给他了，他从山里翻着爬着回来了。

这一年，他10岁。他家只有一头驴子，驴子是活命的依靠。

附近有个国民党的骑兵团驻扎着。骑兵的马要吃草，就让村民送，摊下来一户多少，夏龙鸣家被摊到200斤，他驮过去一堆草，有100多斤，有个姓薛的排长，说只有60斤，给盖了60斤的章，再去找他，就找不着了；催草令如同催命符，夏龙鸣不得不继续割草补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