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叶君

陈衡哲（1890～1976），原名陈，字乙睇，祖籍湖南衡山，生于江苏常州，现代著名学者、作家。

陈衡哲祖父陈钟英（槐庭）育有十二个子女，伯父陈范（《苏报》馆主）、父亲陈韬都是名重一时的学者、诗人。祖母赵氏和母亲庄曜孚是造诣深厚的画家。陈衡哲母亲曾师从恽派画家袁毓卿学画，擅长恽派没骨花卉，画名甚著。除文化教养外，陈家亦是官宦之家。陈衡哲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地方官，她就在这样一个书香、官宦世家长大成人，排行第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四个妹妹。

1903年，十三岁的陈衡哲初次离家，此后七年，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基础教育。其间，三舅父庄思缄对其影响深刻。庄家乃常州望族，“有着悠久的学术和社会工作传统”。庄思缄本人不仅精通国学，而且对西方科学和文化亦极为推崇。他对陈衡哲寄予厚望，希望她长大做独立的知识女性。陈衡哲日后回忆：“他（舅舅）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

在舅父影响下，陈衡哲开始其“造命”人生。正是这份“造命”的态度，让陈衡哲在诸多才情耀世的民国女子中，以自己独特的贡献而成为至今活在人们口头的传奇。作为学者，陈衡哲是中国第一个女教授；作为作家，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白话文学第一人。

1914年夏，陈衡哲考取美国著名的瓦沙女子大学，是现代中国第一批留美女学生之一，专修西洋历史，兼修西洋文学。留学期间结识了胡适、任鸿隽、杨杏佛、朱经农等人，并以“莎菲”为笔名发表文章。1919年陈衡哲从瓦沙毕业，次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20年，陈衡哲回到国内，应蔡元培之邀，在北京大学任西洋史教授。陈衡哲成为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也是现代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同年，陈衡哲与任鸿隽结婚。婚后，陈衡哲辞去北大教职跟丈夫到了上海。1924～1925年，任鸿隽被任命为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陈衡哲在该校教授西洋史。此后，因忙于家务和写作，不得不放弃了教学。1930年，陈衡哲曾回北大讲授西洋史一年。作为民国知识女性，陈衡哲在民国高等学府就这样留下“三进三出”的人生轨迹。这里边，自然也有着一个杰出女性在男权社会努力“造命”的诸多无奈。身为女性，陈衡哲担负着母亲、妻子、教授等多重角色，不时随夫辗转，常感分身乏术，而不得不放弃教职。

然而，陈衡哲身上有着鲜明的女性意识，她认为母职和独立人格，应该同时发展。她最看不起那些拥有受教育机会而不求上进，依附在男人身上成为分利之人的女人。在这一点上，陈衡哲对于今天的年轻女性如何认知自己的命运来说，同样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某种意义上，成为当代女性自我观照的一面镜子。

鲁迅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实则，陈衡哲早在1917年5月就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纯白话小说《一日》。比《狂人日记》早出一年。胡适曾评论道：“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因之，陈衡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一点似乎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至今，被看作“被遗落的白话文学第一人”。

《一日》选取一个日常生活截面，完全没有旧小说的陈词滥调，新鲜、活泼地描写了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表现出鲜明的现代小说观念。对此，陈衡哲自谦道：“（《一日》）既无结构，亦无目的，所以只能算是一篇白描，不能算小说。”今天看来，虽然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但是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意义却非同小可。

归国之际正处五四高潮期，陈衡哲跟当时众多民国知识分子一样，心忧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除小说创作，她还在《新青年》《努力周报》《东方杂志》《现代评论》等杂志上发表大量时政论文，如《女子教育的根本问题》（1921）、《国难与知识界的妇女》（1922）等等，热切关注教育、妇女问题，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彰显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风采。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当年以《文学改良刍议》在文化界引起巨大争议，“五四”白话文运动由此轰轰烈烈展开。胡适当时所遭遇的反对、嘲讽亦可想见，就连同窗好友任鸿隽对其主张亦不置可否。陈衡哲却勇敢地站在胡适一边，给予大力支持。胡适曾动情回忆：“她（陈衡哲）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安慰与鼓励，她是我最早的一个同志。”1920年胡适曾在《新青年》发表诗歌《我们三个朋友》赠予陈衡哲、任鸿隽夫妇，而胡适女儿素菲的名字，据说也源自陈衡哲笔名“莎菲”。胡适对这份友谊的传达倒是坦坦荡荡。陈衡哲和丈夫任鸿隽都是胡适多年的好友，而陈衡哲在文学主张上对胡适的支持，以及三人后续的动人交往，让今人对胡、陈之间的关系生出许多想象。民国绅士、淑女们坦荡而动人的交往，往往在后世被蒙上一层浅薄与暧昧。

樊洪业在《南方周末》上曾撰文《“我们三个朋友”：胡适、任鸿隽与陈衡哲》，开篇说道：“近年来，报刊上屡有文章讲陈衡哲与胡适的‘恋情’，前赴后继的作者们尽情创作，几乎全是不要史实根据的。依笔者所见文献而论，胡、陈之间的友情是值得后人尊重的。任鸿隽对待胡、陈关系的态度也是开放而坦然的。至于人生中男女朋友之间的波澜，怎晓得究竟，又何必晓得究竟呢？治史者以史料为据，逾此为妄。”

深以为然！

2014年5月25日

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