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Preface

小时候，我的愿望很简单。我想要一只狗。我想要一栋带楼梯的房子，一家人住两层楼。我还想要一辆四门的旅行车，而不是我爸爸那个引以为豪的宝贝— 一辆双门的别克车。我还常跟人说，等我长大了，我要做一名儿科医生。为什么？因为我喜欢跟小孩子打交道。很快我发现，大人们听到我这么说会很高兴。噢，做一名医生！真会选！那时候，我扎着小辫子，把哥哥使唤得团团转，还总是能够在学校拿A的成绩。虽然我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但我壮志满怀。今天的我认为，大人问孩子的一个最没用的问题就是“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好像长大就是终点。好像在某一个时刻，你成了一个什么，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在我的人生中，我曾是一名律师，一家医院的副院长，一家帮助年轻人开创有意义的事业的非营利机构的负责人。我曾是一名出身工人阶层的黑人学生，在一所几乎全是白人学生的学费昂贵的大学里就读。我曾是各种场合中唯一的女士和非洲裔美国人。我曾是一位新娘、一位疲惫的新妈妈、一个伤心欲绝的女儿。直到不久前，我刚刚卸任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夫人。第一夫人不是一份真正的工作，却给了我一个超乎想象的平台。它给我挑战，让我谦卑，鼓舞我，又贬低我，有时这些会同时发生。我刚刚开始回首过去这些年里发生的所有事，从2006年我丈夫谈起要竞选总统的那一刻，到今年（2017年）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我和梅拉尼娅·特朗普步入同一辆轿车，陪她参加她丈夫的就职典礼。这一路走来，真是让人感慨良多。

当你成为第一夫人，美国在你面前便呈现出极端的面貌。我曾经去过募集资金者的私人宅邸，那里看起来像是一座艺术博物馆，里面的浴缸是用宝石制成的。我曾经访问过一些在“卡特里娜”飓风中失去一切的家庭，一台能用的冰箱、一个火炉就足以让他们流下感激的泪水。我遇到过一些浅薄虚伪的人，也遇到过一些精神高尚、坚强到令人惊讶的人，他们中有老师、军属等等。我也见过一些孩子—来自全世界的许多孩子，他们让我大笑，让我充满了希望，他们忘记了我的头衔，和我一起在菜园的泥土中东翻西找。

自从勉为其难地步入公众视野后，我曾被捧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女人，也曾被贬为“愤怒的黑人女人”。我曾经想问诋毁我的人，他们想强调这个词的哪个部分，是“愤怒”“黑人”，还是“女人”？我曾经微笑着跟一些人合影，他们在国家电视台辱骂我的丈夫，但依然愿意留一张合影放在自家壁炉架上作纪念。我听说互联网上有些不怀好意的人将我查了个底朝天，甚至质疑我到底是女人还是男人。一名现任美国国会议员曾经取笑我的屁股。我受伤过、愤怒过，但是大多数时候，我对这种事情都一笑置之。

关于美国、关于人生、关于未来，我都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但是，我了解我自己。我的父亲弗雷泽教我努力工作，保持开心，信守承诺。我的母亲玛丽安教会我独立思考，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我们位于芝加哥南城的那间拥挤的公寓中，他们引导我认识我自己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以及我们国家的故事中蕴藏的价值。尽管它并不美好、并不完美，尽管它比你希望的更现实，但你的故事是属于你的，并且永远属于你，所以请珍视它。

我住在白宫八年，这个地方的楼梯多到我数不过来，里面还有许多部电梯、一个保龄球馆和一位常驻花艺师。我睡的床上铺着意大利亚麻布。我们一日三餐都由世界顶级厨师烹制，并由专业人员服侍进餐，他们比任何一家五星级饭店或宾馆的服务人员都要训练有素。特勤人员戴着耳机，端着枪，带着刻意保持的单调表情站在我们门外，尽力不打扰我们一家人的私生活。我们最终习惯了这一切—这个富丽堂皇得有点儿奇怪的新家，还有其他人常态而安静的存在。

在白宫，我们的两个女儿会在走廊上玩球，在南草坪上爬树；贝拉克在条约厅熬夜工作，批阅简报，准备演讲稿；我们的狗萨尼有时会在地毯上拉屎。我站在杜鲁门阳台上，看着游客举着自拍杆拍照，从铁栅栏往里窥视，猜测里面发生的事情。有些日子里，我们的窗户因为安保原因一直关着，我感觉都要窒息了，因为我根本无法不受干扰地呼吸新鲜空气。还有些时候，外面盛放的白色木兰花、日日繁忙的政务，还有庄严的仪仗队，都会让我心生敬畏。在很多日子里，我对政治感到深恶痛绝；而在某些时刻，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美，又让我惊异到无以言表。

然后，一切结束了。即使你早就明白它会结束，即使你在这里的最后几周充满了动情的告别时刻，那一天在记忆里依然是一片模糊。一只手放在《圣经》上，一段誓言再一次被重复。一位总统的家具被抬走了，另一位总统的家具被抬进来。衣帽间清空了，几小时之后又被填满。就这样，新枕头上躺了新人—他们有新的性情，新的梦想。当一切结束，你从世界上最著名地点的那扇门最后一次走出时，你需要从很多方面重新找到自我。

就让我从这里开始吧。不久前，发生了一件小事。我正待在我们的新家里，这是一栋红砖房子，坐落在一条安静的街上，距离我们的旧家大约两英里^[1]。我们刚搬来不久，还没有收拾停当。在家庭活动室，我们的家具布置得和在白宫时一样。房间里到处摆放着一些纪念品，提醒我们那些日子是真实的—我们一家人在戴维营的照片、美国原住民学生们送给我的手工陶制品、一本纳尔逊·曼德拉亲笔签名的书。不同的是，这天晚上其他人都不在。贝拉克正在旅行；萨沙和朋友出去了；玛利亚在纽约生活和工作，她正在经历上大学之前的间隔年。这里只有我，我们的两只狗，还有一个空荡而安静的房子，这是过去八年里我从未有过的体验。

我肚子有点儿饿，便从卧室走下楼梯，两只狗跟着我。我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找到面包，拿出两片放在烤箱里。我又打开壁橱，取出一个盘子。我知道这么说很奇怪，但是自己从厨房架子上取下盘子而没有人抢着代劳，自己看着面包在烤箱里变得焦黄，这让我感觉回到了之前的生活。或者说，我的新生活从此宣告开启了。

最后，我不光烤了面包，还做了一份烤乳酪三明治，我把面包片放在微波炉里，中间放了一大块油腻的切达奶酪。然后我端着盘子来到后院。这次，我不需要告诉任何人我要出去，而是就那么走了出去，光着脚，穿着一条短裤。冬日的寒意终于离去。番红花正努力沿着我家的后墙往上爬。空气中闻起来有春天的气息。我坐在走廊的台阶上，脚下的石板依然留有阳光的余温。一只狗在远处吠了起来，我家的两只狗驻足细听，似乎一时有点儿迷惑。我意识到，这个声音对它们而言是刺耳的，因为我们在白宫时没有邻居，更不要提邻居的狗了。对于它们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全新的。当两只狗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时，我在黑暗中吃我的面包，试图享受这种孤单。我的心思不在离我不到一百码^[2]的那队配枪卫兵身上，他们正坐在我们车库里的特设指挥部内；我没去想现在我上街依然还得有安保人员陪同；我也没去想那位新任总统，甚至也没想那位卸任总统。

我在想的是，几分钟后，我要回到屋子里，清洗水槽里的盘子，然后上床睡觉，也许开一扇窗，就可以嗅到春天的气息—那真是太美好了。同时我在想，这种安静让我第一次可以真正地思考。作为第一夫人，我已经习惯了日复一日的忙碌，忙到连不久前在忙什么都忘了。但是，现在我开始感觉不同了。我的女儿们，她们初到白宫时，带着她们的“波利口袋”^[3]

一条名为“布兰基”的毯子和一个名叫“泰格”的老虎布偶。而现在她们已经长大了，成了有计划、有主见的年轻女士。我的丈夫正在休整，让自己适应后白宫时期的生活。而我在这里，在我的新家，心里有很多话想说。

写于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