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赫赫武祖

宋代是人才辈出、群贤毕至的时代。很多艺术通才似乎约好了似的在这个时代一起出生：欧阳修不仅擅古文、通历史、会诗词、懂教育、识音律，而且还精于金石书法的考证。苏东坡是一位集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建筑师、美食家、音乐鉴赏家、瑜伽修行者、佛教徒、酒仙、法官、巨儒和政治家于一体的通才型人物。沈括的多才多艺在当时就被人夸赞，他还是个科学家。就是王安石，也集政治家、经济学家、学者、文学家、巨儒、书法家于一身。这些通才为宋朝创造出了一个文人士大夫的乐园。

造成这种群集性通才出现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但宋代良好的文化政策和环境是保障这些人才才智发展的根本原因，统治阶级上层领导的爱好，较为宽松的文艺政策，都使得宋代的文人具有了浓烈的艺术环境。

本书的主人公米芾就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在照耀着宋朝文化的群星当中，他并不是最亮的一颗，但也不是最黯淡的一颗。他不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但也不是无名小卒。他的官位并不高，但确是一位天才，一位具有独特个性的天才。他是一位书法家、画家、诗人、学者、收藏家、鉴赏家、佛教徒和半个音乐家，同时还是一位政府的中低级官员——虽然他的政绩并不怎么样。

有关米芾的资料尽管很多，却有许多的不实。在卷帙浩繁的《宋史》中，只有一小段文字来介绍他，然而就是这一点文字，还是有错：

米芾字元章，吴人也。

这一错误已经被后世的许多版本纠正，但对他准确的籍贯还是说法不一：

公讳芾，字元章，世居太原，后徙襄阳。自其曾高以上，多以武干官显。父光辅，始亲儒嗜学。

（蔡肇《故南宫舍人米公墓志》）

元章自署姓名米，或为芈、芾，或为黻。又称海岳外史，又称襄阳漫仕。

（《钦定四库全书》）

米黻字元章，后改写芾。襄阳人，定居润州，是以一作吴人。其先在宋初有勋臣信，黻五世祖也。父佐，字光辅，官武卫将军，赠中散大夫、会稽公。母阎氏，赠丹阳县太君。

（翁方纲《米海岳年谱》）

文臣米芾，字元章。初居太原，后为襄阳人。

（《宣和文臣传》）

襄阳漫仕米黻，字元章。尝自述云：黻即芾也。世居太原，后徙于吴。

（《襄阳志》）

综合了以上诸种说法，可以总结出米芾的籍贯大致是：祖居太原，后迁襄阳，定居润州。润州位于江南，属吴地。

能够确定的只有：皇祐三年，公元一〇五一年，米芾出生。

但是，米芾准确的出生地究竟在哪里，太原，襄阳，还是润州？却是难以判定的。

对于天才，人们一般都会以传统的观点去看待，会认为他的成功是家庭血缘的承续，会认为家庭的濡染和熏陶是一个人成长的最重要因素。

清代大书法家、大儒翁方纲是米芾的忠实崇拜者，铁杆的“米粉”，他在经过严缜的考据之后，撰写了一部《米海岳年谱》。他提出：米芾的五世高祖是宋初的开国功勋米信，他的父亲米佐也是位将军，也就是说，从米芾以上，世代都是武将。如果按照“将门出虎子”的传统，米芾也应该习武从军，练得一手好枪棒，然而，他却终其一生都是个文人。

这似乎是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然而确实如此。

米信是位武将，在宋初，他威名赫赫，战功累累。《宋史》中有传，把他与曹彬、李继勋、石守信等人并列为开国元勋之一。

米信原名海进，以勇猛凶悍、善于骑射而闻名，原在契丹为将，五代后周的时候，海进就归顺了周世宗，成为他的左右护卫，御林军的头领。海进跟随着周世宗北征山西，在高平一战中多有战功，因此得到升迁，被任命为龙捷散都头一职。这时后周的禁军总头领、武装部队总司令是赵匡胤，是海进的顶头上司。看到他武艺高强，勇猛善战，便让他归于自己的麾下，成为直接的心腹战将。赵匡胤对他非常信任，把他改名为米信，这一升擢和改名肯定了他的忠诚。

注意这一细节：也就是说，米家的姓是赵匡胤改的，而不是世传的谱系，米信原来叫海进。如果此说可以确信，那米芾以后关于自己祖先的光荣历史都是他编造和杜撰的。而后人关于他身世的一切考证也都可以推翻。

以后，发生了著名的“陈桥兵变”。身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赵匡胤在北伐的过程中，被三军将士黄袍加身，拥戴为皇帝，并回兵东京，取代后周的寡妇孤儿，当上了大宋的开国皇帝。在这一兵变劝进的过程中，米信在其中究竟有没有起到作用？于史无载。《宋史》中只记载了石守信和高怀义等六位将领的名字，但身为御林军高级军官的米信，不可能不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对自己上级的忠诚，或许跪下拥戴的人群或是取来黄袍的人中就有他？总之，这场不流血的政变结束之后，大宋王朝建立，赵匡胤分赏众臣，米信也得到了自己的一杯羹，他被宋太祖任命为殿前都指挥使，保卫皇帝的御林军司令，让他掌管在宫内值日保卫的重任，足见对其信任，这也足以证明他在“陈桥兵变”中是立了功的。从保卫后周皇帝转而保卫大宋皇帝，这一重要职务不是绝对的亲信是不能担任的。

纵观五代的历史，甚至可以上溯到晚唐，出现的无数纷乱无一不是由拥兵自重的武将们造成的。悍勇难制的武将们一旦手握兵权，就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从而拥兵向中央政权叫板，要求独立。甚至随时可能朝秦暮楚，纵横捭阖，推翻政权，改朝换代，即使赵匡胤亦然。

米信起先是在为契丹效命，后来投奔后周，后又归顺宋朝，从情义来看，这是一叛而再叛，已无异于“三姓家奴”的吕布。但对于后周来说，赵匡胤也是个叛臣，他看中的是米信的虽改归属然而未改忠心的为人，把他收服在自己的麾下，让他成为自己手中的一杆枪，用他的忠勇为自己效力打江山。

因此，米信受到的待遇就非轻了。他感恩戴德，以死来报。

米信在历次战役中都表现出过人的英勇，这英勇表现在骑射上。他是游牧民族出身，自小弓马娴熟，身手不凡，功夫了得。在跟随周世宗征南唐的战斗中，米信表现得特别英勇。平扬州时，他手执弓箭守卫在世宗左右，突然有游骑杀来，眼看着就要接近御驾，他搭箭引弓，只一箭就射毙了敌人，军中都称他是神射手，他也因此役而得升为内殿直指挥使，成为皇帝的贴身侍卫。以后，在跟随宋太祖赵匡胤的历次战斗中，他也表现出同样的英勇。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对这位旧将依然重用。在北伐契丹时，在新城与敌军大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宋军损失惨重，但米信带领着自己的三百名亲信龙卫兵，以弱敌强，冒着流矢如雨的危险，一连射中数人，部下多战死。薄暮时，他又手持大刀，率领一百余名骑兵突入敌阵，大声喊杀，一时所向披靡，杀死数十人。正好曹彬与李继宣赶来接应，共同破敌，此战斩敌首千级，获马一百匹。新城一战打得契丹胆寒，它成了米信军功的纪念碑，他在宋军中也有了勇敢之名。

米信的功绩大，被朝廷所重用。朝廷对他十分信任，米信所处的地位也很高。他是著名大将曹彬的副将，也曾与名将田重进共同领兵北征契丹，杀死敌将裴正，威名远赫。太祖、太宗两朝，他先后做过郴州刺史、高州团练使、洮州观察使、保顺军节度使、彰化军节度使，后转任彰武军，成为藩镇一方的封疆大吏，最后被封为右武卫上将军，任判左右金吾街杖事。这一系列官职，表明了他的功大，也表明了朝廷对他的封赏和信任。

然而，这位威名赫赫的战将，却是一位目不识丁的文盲。他只能在马上打天下，却不能下马治天下。就是因为他没有文化，不识字，在他治理的地区里为政横暴，不仅专恣不法，待下属刻薄，而且利用职权私自贩卖货物，欺行霸市，甚至强行发掘民家坟墓，盗窃死人财物，还把自己家中有病的老奴拷打致死。这一切不法的行为，表明他并不适合当镇守一方的官员，只适合上马厮杀，决战疆场。他的暴行并不能被他的功劳所抵，因而被百姓告发，也被御史弹劾，把他拿入狱中问罪。正在候审而未宣判之际，他得病而死，年六十七岁。

一位征战一生、战功累累的将军，最终因为暴虐横行而被朝廷入狱治罪，结局很悲惨，这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虽然在米信死后，朝廷还念及他昔日南征北战的功劳，追赠他为横海军节度使，还让他的儿子米继丰，也就是米芾的四世祖在皇宫里担任内殿的值日官，表明了对米氏的宠信依旧。

米信本是奚人。据现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里的研究，奚是中世纪时的一个少数民族，源出于鲜卑，本名“库莫奚”，是古时东胡的一部。鲜卑的别部很多，族类也很复杂，而这一部落最后兴起的一部，就是契丹，为宇文部的别种。鲜卑人原本生活在东北的大兴安岭一带，东汉尽逐匈奴之后，北地空虚，鲜卑人便趁机南下，从东北迁徙到北部和西北居住，“尽得匈奴十万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雄踞在中国北方的一大政治势力，直到隋唐之后才渐而失势。鲜卑人不仅与匈奴人相斗，与氐人相斗，与羌人相斗，与汉人相斗，各部之间也互相争斗。鲜卑人的宇文部为慕容部所破，逃窜于松漠之间，以后又为拓跋部的魏道武帝所破，乃分为东西两部，其居西者为奚，居东者为契丹，其实同为一族。奚部中有很多人居住在西北边境，倚其骁勇，逐水草而居，各自依附，有很强的战斗力，也与其他的民族相混杂。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机动性强，有时也能聚集成为一股时时侵扰边境的势力。五代时，有一部奚人依附于契丹，契丹曾与后周争夺燕北之地，米信就是在与后周作战时归顺周世宗的，并以其武艺高强而得到重用，从而成为赵匡胤的部属。奚人以后被金人所灭，剩下来不多的人也逐渐消失在汉族人的海洋和历史的长河之中了，现在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中已经没有奚这一族了。

五代宋初之时，在汉族政权中服务的异族将官并不止是米信一人。由于五代时的汉族政权多依附北部的少数民族，所以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就以他们的过人武艺而成为战斗的主力。投在赵宋麾下的不仅有奚族的米信，还有戎人的薛怀让、鲜卑族的慕容延钊、沙陀部的郭从义和杨承信，甚至还有来自河西藏才族的王承美。这样一些异族猛将，不啻就是一个“八族联军”，一个多民族混成旅，共同辅佐着赵匡胤来打江山。

尽管以战功论，或者以官爵论，米氏一族都应该感到自豪，但在一个以汉族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处处以“正统”自居的民族当中，一个“非我族类”的蛮夷无论怎样都不可能被人瞧得起。即使如安禄山、史思明那样的贵胄也被人唾骂为“秽胡”，民族出身时时都会成为朝廷中被人讥讽的笑柄。唐朝时对外族的歧视还好点，还能容忍异族人来朝作大官，但到了宋代中后期，朝中已经是汉人的天下，何况又时时与北方的少数民族抗争作战，儒家的学说占了上风，一个人的民族出身就非常重要了。所以米芾尽管也可能为他的远祖骄傲，但他时时也会有民族出身的自卑，因而时时讳言自己的族类。

米芾的世代祖先都是行伍出身，这一点在“重文抑武”的宋朝并不太光彩，至少是位置不高于文官，这也是他一生不愿提及的事。何况这位先祖是个文盲，又曾因罪而被法治，死于狱中，是个罪犯，更是令他心中怏怏不快。

以一般人的心态，都会以有一位前世显赫的祖先而骄傲，然而米芾却是含糊其辞，甚至刻意更改其出身，不免蹊跷。

米信是米芾的五世祖这件事，并不是所有的史书上都提及的。堂堂正史《宋史》中就没有记载，甚至把他称为“吴人”。他的挚友蔡肇为他撰写的墓志中只是称：“自其曾高祖以上，多以武干官显”，并没有说是谁。只是到了清代，翁方纲才考据出米信是他的曾高祖。对于这一点，米芾终其一生都非常含糊，他从未在任何文字中说过自己有这样一位显赫的先祖。

按封建社会的礼制来讲，后代对于他祖先的名字，必须要有所避讳，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提及，在书写时也要避讳，或是不写，或是替代，或是缺笔，以示尊敬。赵匡胤当了皇帝，他的弟弟赵匡义就改名为赵光义了。杜甫一生写诗数千首，无一首提及海棠，有人分析说，这可能是他的母亲名叫海棠。避讳是封建士大夫对先人首要的尊敬，错一点都不行。然而，米芾对于他的五世祖米信和四世祖米继丰之讳，却是公然不避。稍稍翻一下米帖，其中书写了“信”字的就有《动静交相养赋》《夜梦帖》《蝶恋花》和《披山帖》等篇，书写了“继”“丰”两字的，也有《依赦帖》和《捕蝗帖》等。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米信的一生都是在山西一带作战，他做官和封邑也都靠近这一带。《宋史》上说，米信的族属多在塞外，他归于宋朝之后，有一位侄子曾冒死来投，想做个先导，把还留滞在关外的其他亲属都引来内附。但是边境的巡查极严，一直没能遂愿，因此他们一直留在塞外，这也是米信一生痛惜“忠孝不能两立”的极大遗憾。山西太原一带，从五代起，就是军阀盘踞、诸胡与汉族作战的要地，周世宗和宋太祖、宋太宗都在那里进行过多次拉锯战，米信又一直在那里作战做官，他的亲属也在附近，这也是米芾“世居太原”的一个佐证。

2．西域溯源

尽管蔡肇说“（米芾）自其曾高祖以上，多以武干官显。父光辅，始亲儒嗜学”。但这并不是一本准确的米氏家谱，其中还有一些缺失。从目前找到的资料来看，只知道米芾的五世祖是米信，四世祖是米继丰，曾祖和高祖的姓名则不详。米芾的父亲叫光辅，也是名武官。从这一系列来看，这是个累世行伍、代代扛枪的武官家族。

不过，据翁方纲的考据，则说米芾的父亲名佐，字光辅，与蔡说不符。

米氏一族，虽有资料说其祖先是奚人，但这一可信度要打点折扣。因为米这一个姓的来历就非常复杂，并非为奚一族所有。

米氏的姓，据米芾自己说，是出于春秋时楚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姓。楚王姓芈，米芾说自己的姓就是这个“芈”改成的同音字“米”。楚王姓芈，米芾姓米，他说这两个姓就是一个字，自己就是楚王的后代。这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逻辑，一个人的姓氏是不可能随意更改的。因为“芈”和“米”字，只是读音相同，其字义和字形都不相同，不可能等同。但是，米芾就是一直这样说，他还根据这个姓，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芾”。他在《名画记》里提到自己的名字，说他的姓米，就是楚王姓的“芈”字，如果把“芈”这个字下一横的左右两侧向下弯曲来，就是“芾”字了，这是篆字的写法。因此，他的“米芾”两字其实就是“芈芾”，姓名的前后两个字是一样的，读音相同，只是写法不同而已。他自己所创造的这样一种“芈＝米＝芾”的字说，完全是一家之言，无异于文字游戏。

米芾最初的名字并不是“芾”，而是“黻”。他早期书法作品中的署名全是“黻”，中年才改作“芾”。据翁方纲的考证，米芾的这一更改是在他四十一岁时开始的。翁方纲并不认同米芾所创造的“芈＝米＝芾”的字说，他指出“芾”字的正确写法并不是在“草”字头下加一个“市”字就成，而是在“草”字头下先写一横，然后从上到下一直竖，直贯到下，再写下框。而不同于“市”字在一横上的是一点，这也在实际上否定了米芾“米”即“芈”即“芾”的自说。

图1 四十一岁前米芾自署名为米黻

米芾出生之初，他的名字肯定是他老爹起的，叫黻。古人除了姓名之外，还有一个字。这个字往往就是名的延伸或补充。“黻”这个字，本意是指一种图案，而且还不是普通的图案，是专用于皇帝服装上的图案。古时皇帝所穿的服装叫“冕服”，上面的颜色和图案都有所讲究。皇帝得天命而为天子，所穿袍服的颜色是玄黑色，下面的裙裾为绛红色，这是应了“天玄地黄”的说法，因为未明时的天色是黛黑色的，傍晚的地是红色的。在黑袍的左肩绣上太阳的图案，右肩绣上月亮的图案，这即是所谓的“左肩日，右肩月”，象征着受命于天。在皇袍的上面要绣有十二种图案，以示不凡，分别是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加上日、月、星辰，共称为“龙纹十二章”。在这些图案中，黼、黻二字的字形虽相似，但其图案却是不同的。黼的图案是一柄斧头，象征着皇帝的无上权威，有生杀之权。黻的图案则由两个相互背着的“己”字构成，这两个“己”字还要是篆字才像，外形有点像繁体字的“亞”。这个图案的意思是表明，当皇帝的要能够听得进不同的意见，两个相背的“己”字就是表明有相左的意见。黻字组成的图案在冕服上的位置是组成条状，缀在大大的袍袖的边缘上和蔽膝的两侧上，面积很大。所谓蔽膝，是指古人遮挡在腰腹部的一片长形衣料，这是上古时的一种孑遗。米芾在二十岁后补字叫元章，元者，黑也，章者，图案也。就是为了进一步说明“黻”这一图案的。

米老太爷为米黻起了这个名字，说明对他怀有的抱负和期望是很大的，虽不敢期望他今后会有带黻图案的黄袍加身，但总是希望他能辅佐天子，能向皇帝提出不同的意见，并有所作为。

米黻就用这个寓意深刻的名字在天地间生活了四十一个年头，似乎并没有什么异议。他年轻写书法时，有时署黻，有时也署元章。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觉得这个名字的意义不够好，就自己改名为“芾”，说自己原是楚王芈姓的后代，宣布从今之后他不再叫米黻，而是叫米芾了。

不过，他觉得光是改名还不够，又为自己起了两个号，一个叫“鬻熊后人”，一个叫“火正后人”。

火正是谁？就是上古时的火神祝融的官名。“祝”就是“大”，“融”为“火”，火正一职就是掌火守燎。在遥远的帝喾时代，火正世世代代为王司掌祭火，使它能够薪火相传，燃烧不灭。祝融的后人姓芈，叫鬻熊，周成王封鬻熊的后人熊绎于楚，封以子男之田，居丹阳。周王大会诸侯时，熊绎手持苞茅进贡，仍司火正之职，以示是世代承嗣的祝融后人。米芾终于从远古无涯的神话中寻找到了一个姓同音的祖先，终于与汉族的祖先接上了血缘关系。古人在写家谱时，往往会攀附高门来提高自己，但一般也不过自写是皇帝的支系，或是望族之后而已，但米芾却是远溯其祖，攀上了中华民族最早的祖先之一，这就显得莫测高深，也更加荣耀，等于是在宣示：“我的祖上阔多啦！”

还不仅仅如此，米芾在三十一岁时，在庐山东林寺的李邕碑上的题刻索性写着“楚国米黻”，干脆以籍贯来含糊血统，连“鬻熊后人”和“火正后人”都不叫，直接就是楚国后人了。

米芾之所以处心积虑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为了洗白自己不是汉族出身的家史。

其实，对于这一点，后人也看得很清楚，清代的《钦定四库全书》上写道：“元章自署姓名，米，或为芈，芾，或为黻。”说他是“自署姓名”，就是一句疑问，两个“或为”更是不信。对他崇拜之极的后辈翁方纲也说，此事恐怕不靠谱：芈和米、黻和芾并不是同一个字的异写，但顾及先贤的面子，只是说米芾“考之未深”。其实，“芈”只是羊鸣之声，读音为mǐ而已，和米无关。米芾所扯上的这一切，都是若有所讳、别有深意的。

米姓的源出，当是出于西域。是一个来自异族的姓氏。

根据《汉书》《北史》《隋书》和两《唐书》等的记载，西域一带有康国，原是康居国之后，其国王世夫毕，娶了突厥的公主为妻。他们本是大月氏人，属于高加索人种的雅利安人，他们强盛时，匈奴也曾送子为质，但匈奴强大之后，却把他们逐出祖居的祁连山，甚至追杀了月氏王，以他的头颅骨做酒碗。败亡失国的月氏人只得一路向西，翻越葱岭，来到西域一带立国。但他们迁徙无常，没有固定的住地，逐水草而居。其国王的子孙各自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崇山峻岭间立国，但都以他们曾经居住的祁连山昭武城为姓，以示不忘本。但在中原人的书中，则以它们的国为姓，这些小国有康、石、米、史、曹、何、安、穆、毕等九姓，中原统以“昭武九国”称之。但实际上并不止建了九国，而是有康国、石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大安国、小安国、穆国、毕国、捍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甚至还有火寻国、戊地、东安和女国等国，曹国还分有东曹、中曹和西曹三国，实际的立国之数并不止九个。中国人数字中的“九”字往往并不是准数，而是极言其多，只是一个约数和统称而已。

在“昭武九国”之中，以康国和安国为最大。康国即是汉时的康居国，而安国则是汉时的安息国，都是康居之后。

月氏人以务农为主，兼事畜牧业，迁徙到西域之后，非常善于经商，他们长期操纵着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贸易，或许是因为他们与原住地的感情深所致，他们从汉晋到隋唐，一直在中原进行贸易。史书说他们“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被称为是“贾胡”，因而流落在中原的人并不在少数。隋代大业年（605—618）之后，他们受到西迁的西突厥人的压迫，再向西迁，最终在中亚的兴都库什山一带建立了强大的贵霜王国。最初他们还向中原朝廷贡献方物，后来因为臣属于西突厥而西迁，以后又曾归附于唐朝，并数次接受唐王朝的册封。直到八世纪下半叶时，这昭武九姓诸国才逐步消亡。

有人考证，米国当为弭秣贺（Maymurgh）一字的为首音节的节译，据《北史》所载，这个国家就是旧时的康居之地，与康国有密切的关系。它没有国王，只有城主，也姓昭武，字闭拙，是康国国王的支系亲属。据史载，米国距敦煌的瓜州有六千四百里路之遥，西南去史国有二百里。中古时代的康、安、米氏几乎全为昭武九姓所专有，而安氏又与米氏的关系尤为独特。这几个姓氏以前均不见于华夏，是最明显的胡人姓氏。

米国的都城叫治钵息德城，只有二里方圆，就是今天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片吉肯特城。这个小小的米国处于西突厥和大食国的夹缝之中，曾在唐代贞观年间（627—649）先为西突厥所破，永徽年间（650—655）又为大食所破。领主不堪其扰，遂归顺于唐的安西都护府，曾遣使来长安求册封。朝廷根据米国国名的译音，命名为南谧州，授其城主昭武闭拙为州刺史，使其治理一方。等到开元六年（718），米国第二次遣使来唐，这时南谧州的刺史已是迪瓦什蒂奇了。他派使来朝，表明了友好意愿，朝廷也赐以礼物，令其封疆自治。不料，四年之后，大食国侵入米国，领主迪瓦什蒂奇被俘，旋即被杀，国亡。开元十九年（731），康国国王乌勒伽出兵，助迪瓦什蒂奇之子默啜复国，默啜上书唐玄宗，请求封其为米国领主，唐赐他为恭顺王，仍领南谧州之地。到了乾元三年（760），米国被多国入侵，治钵息德城被占领焚毁，居住于此的米国人遂四散逃命，此城被废弃。而中原的唐朝这时正在遭受着安史之乱，已无暇西顾中亚之事，于是，这个遥远而神秘的米国就此从史书中消失了。

片吉肯特城虽位于现今的塔吉克斯坦，但它紧邻着乌兹别克斯坦的名城撒马尔罕，在古时同属费尔干纳盆地的诸国。据考古资料表明，这里还发掘出了很多当时的建筑群，有规模宏大的城墙、都城、神庙和宫殿，还有墓地。里面都还保留着大面积的精美壁画，总面积达数百平方米，足见当时的米国虽小，但文化却是非常发达的。

西迁后的昭武九姓人因为留恋故土，以个体和集体移民的形式进入到中国的西北部，又回到了他们的祖居之地，与中原进行贸易。西北各地都有昭武九姓的聚落，他们被称为是“兴胡”。贞观四年（630），东突厥颉利可汗降唐，原突厥中的昭武九姓部落皆随之入塞，唐朝为安置这批昭武九姓的移民而新置了县或者镇。在内地，许多昭武九姓散居各地，其聚集处往往自有领主，称作大小首领，以其民族自己的习俗管理，实际上就是昭武九姓的一个个民族自治区。他们随后也陆续迁往东部，与汉族相互杂居，从此，中原各地也都开始有了昭武九姓之胡。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胡人，一出于安国，一出于史国，他们都是昭武九姓胡的族裔。

流落在中原的这些昭武九姓后人，遂以其国名的音为姓，如康、石、米、史、曹等，因为其遗族的继续西迁，他们与原国的联系也渐而失断，便居住在中原。但是，这些昭武九姓之国的后人在人种上却是有异于汉族，而是深目高鼻多髯的高加索人种，在信仰上也是信奉佛教，以胡文为书，保持着原有的民族和宗教特点。

中国的米姓，就是昭武九姓的米国后人。与楚王所姓的芈，并不是一回事，更不是一家人。

米国原居于中国极西的西域之地，而奚族则主要活动在东北和北部，而且并不是一个族类。怎么能够把这两个民族联系在米芾一个人的身上呢？确是令人费解。

东汉时，汉朝打败匈奴，匈奴西逃，原来在东北和内蒙古一带生活的鲜卑人便趁着这个政治中空向西突进，“尽得匈奴故地，有户十万落”，近百万的人口便由匈奴改称为鲜卑。鲜卑的部落众多，尤以拓跋、慕容、宇文等部最为强大，这些部落中又杂以其他民族，因而血统并不纯正。在这一过程中，也必不可少地有康、石、米等昭武九姓的遗民加入。如十六国时后赵的石勒，史书上说是羯人，但以他的姓来看，实际上是大月氏的石国人。奚是宇文一部中的支系，昭武九姓中米氏也可能加入其族，为其效力，因而改称为奚人。复杂的政治局面，不仅为政权的更迭提供了条件，也为民族的归属制造了混乱。在中国的民族史上，这种现象是屡见不鲜的。

有趣的是，对于这一历史渊源，米芾却是一直讳而不言，反而一再遮掩，他不仅从没说过自己出自奚族，有过几位屡建武功的祖先，甚至否认自己的米姓是来自西域的异族，把自己的姓与汉族的祖先联系了起来，不惜以改名托祖的方式来掩饰，可谓用心良苦。

当年赵匡胤为海信易名的时候，并没有赐他以赵姓，也没有赐他以其他的汉族姓，而是以米为姓，这就别有深意。或许是他知道海信本来就不是汉族，就赐他以另一异族之姓？或者海信已经久居于西北，与东归的昭武九姓之族已经混居杂处，难辨其源？

在汉族人的世界里，一个人的姓氏是非常重要的，这关系到认祖归宗的问题。姓氏代代相传，绝不能更改，甚至不能漏掉一个笔画，这是一个宗族最重要的徽号。一家人的谱系，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改姓，所谓的“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只有在非常难得的情况下，或是受人迫害，或是别有隐情，一个人才会改姓。但是，米芾一家的姓氏非常奇怪，照史书上说，他的五世祖是奚人，奚人是没有汉族姓的，只能说是名字叫海信。赵匡胤为他改为米，这就是皇帝赐给的姓氏，虽非本姓，但因为是御赐，也不得更改，以后的世代都得随这个姓，这不仅涉及“孝”，还涉及“忠”了。然而，到了米芾这一辈，他根本就不愿继承米这个姓，还擅自说自己本为芈姓，甚至还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芾，这样，他父亲为他起的名姓全部都变了，就成了既不忠也不孝了。这样一件事，发生在儒学气氛浓厚的宋代，是非常不寻常的，放在别人身上，是根本不可行的，但米芾就敢于提出，去否定自己祖宗的姓氏，那就太随意了，这里面的蹊跷就大了去。

或许这就是米氏后人一家的难言之隐？

3．将门儒子

门第这件事，在古代曾经被看得很重，只是到了宋代，这一现象才有所改观。门第世家到了宋代被消灭，至少被削弱，以往被世家所不屑的寒门士人，终于有机会抬起头来，进入统治阶层。社会的结构有了变化，门第不再是傲视寒门的资本，上层也不再是难以进入的门槛。从平民跃升到士大夫阶层，路径有二：一是通过考试，科举向任何文人开放；二是通过举荐。平常的苦读寒士只要文章合格，或者得到名人的举荐，就如蛰龙昂起，一跃九霄。文人在考试得中之后，就能够登堂入室，取得政权、财权甚至兵权，取得以往他们所没有但却垂涎的一切。在这两种机会面前，他们与世家们是平等的。

就米芾的出身来看，也算是簪缨世家、朝廷重臣，甚至是开国元勋之后了。累世做官，即使到了父亲这一辈，也还是个四品官员，职位并不低，上流社会里的人，虽比不得皇族贵胄，但毕竟不是出自寒门。官四代的米芾完全有资格说：“我爸是米佐！”

但是，终其一生，米芾却是一再回避他的出身，一再回避他的家世，一再不愿承认他是武将之后、异族之后，甚至一再讳言自己父母的职业，甚至不惜改姓改名，不避讳，真可谓用心良苦。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宋朝的立国政策。

整个晚唐至五代，都是一群非法割据的赳赳武夫的天下，他们拥有兵权，互相厮杀，争夺地盘，无一不是通过武装力量来夺取，而蔑视任何文明的存在。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员武将，是靠一根棍棒打下了二百州的江山，是靠武装斗争来夺取的政权。当他坐稳了江山之后，却有了后怕，怕他部下的那些骁勇武将们也来效仿他的做法，来夺取他的政权。他开始考虑如何解除那些桀骜难驯的部下们的兵权。

赵匡胤在历史上是个传奇人物，他一生可书可歌的事迹很多，但最有名也最有戏剧性的两个，却是“陈桥兵变”和“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本是后周世宗的部下，全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也是被世宗视为最亲近的人，所以世宗临终时托孤于赵匡胤，请他用他手中执掌的兵权来保护自己留下的寡妇孤儿。但世宗万万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位被他视为是护身利剑的赵匡胤，竟然在陈桥起兵，夺取了他留下的政权，从而使天下的江山都改姓了赵！虽然这是一场没有流血的兵变，然而保证赵匡胤兵不血刃地和平进入汴梁的，恰恰正是他手中掌握着的那支铁军。他用枪杆子来夺取了印把子。

从三军总司令到黄袍加身，赵匡胤看上去似乎很走运，但是，如果纵观五代史，这也无非是一朝皇帝下一个轮回的开始。赵匡胤走运的是，他碰到了一个好机会。但是，如果他不是在以后改变了一项政策，那么，下一个好机会也会等待着他的部将们，他的总司令也会起兵来推翻赵氏政权。这一点很清楚，整个晚唐五代史都写得很清楚：武将们都是夺取政权的阴谋家。

在皇帝龙椅上的赵匡胤坐得很不舒服。他日夜无眠，要想一个办法来防止他部下的将军们不再重蹈他的覆辙，要防止他开创的赵氏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立国之初，赵匡胤和宰相赵普谈及五代时的乱况，说：“自唐末以来，帝王换了八个姓，战斗不止，不知原因何在？要使国家长久，有什么办法么？”赵普说：“这不是别的原因，只是由于方镇的权太重了，君弱臣强而已。现在要治国，也没有别的奇巧，只有夺了他们的权，控制他们的钱谷，收了他们的精兵……”没等到赵普说完，赵匡胤已经明白，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懂了。”

赵匡胤和赵普议事，提及一位前朝的旧臣符彦卿，想让他掌兵。但赵普提醒赵匡胤：那人的权已经够大的了，不能再授予他兵权，否则就难以制约。赵匡胤不以为然，说你老怀疑他干吗？我一直待他很好，他岂能背叛我呀？赵普却毫不客气地说：当年周世宗不是也对陛下您极度信任，您怎么就叛周了呢？

赵匡胤无语。然而他归殿后想必是对这个问题想了很久。赵普确实提醒了他：收，还是放？这是个问题。

终于有一天，赵匡胤想明白了。他设晚宴请手下的武将，他们都是当年“陈桥兵变”的当事者，都是把黄袍披在他身上的开国之臣。两杯酒下肚，赵匡胤借酒倚醉说：“当年要是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虽然贵为天子，但总觉得不如做一个节度使快活，为了此事，我日夜未曾安枕而眠哪！”

这句话当然是暗示，他一直是在为自己江山的稳固而席不安枕，就怕有人来扒下他身上的黄袍。

首席大将石守信听了，连忙叩头说：“现在天下已定了，谁还敢有异心？陛下为何出此言语？”

赵匡胤说：“做人谁不想富贵？但一旦有人把黄袍加在你们的身上，虽然不是自己所想，但又如何推却呢？”众人听了这番话，当然听出了意思，都惊恐不已，生怕赵匡胤要杀他们，都涕泣叩首。赵匡胤这才慢悠悠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人生苦短，就如同白驹过隙。我看你们不如多多地积存财物、购买田产，将来好留给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如能这样，那我们君臣之间就不会有猜嫌了。”

赵匡胤此番话一出，轻而易举地就下了众将官的兵权。第二天，这批虎狼之将都称病请假，乖乖地辞职回家，敛财享清福去了。

我相信“陈桥兵变”的故事和“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一样，都是出于赵匡胤的计谋。但就是这两番动作，前者导致了一个政权的更迭，后者改变了一个政权的政策。一生行伍的赵匡胤深知兵权在手的厉害，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就取得了政权，又兵不血刃地夺了部下的兵权。

我不知道那场晚宴中有没有米信在列？以他率兵护弁、忠心拥戴的身份，这种高档宴会不会没有他。他的兵权是否也被迫交出？没有资料表明。从此，宋朝的政策就是“重文抑武”，终宋之世而未有改变。

当然，抑武并非就是全国大裁军，放弃武装，而是把兵权集中到皇帝自己的手中，由自己来亲自调遣，一切的战役和战斗都由皇上自己来决定，军队集中在中央，有战事才派出将官去统兵，但重大的战役要由皇上自己来发号施令。这样就形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和“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遇有战事，甚至可以派文官去率兵打仗，以后如范仲淹、余靖、李纲和童贯这样的文官和宦官都曾做过军事长官，真正武将的权力是大大下降了。赵匡胤的这一恶招还着实管用，在大宋三百多年的江山中，尽管一直是外侮不断，强敌如林，但来自于国内武将的叛乱却是很少有过，晚唐以来的藩镇拥兵割据的现象被赵匡胤的政策终止了。

赵普又献计：建议赵匡胤在列郡只用京官来兼任，三年一换，这样就不用害怕了。地方的知州多用文人，不用武将，又不使常任，经常调换，这样可免难制。

赵匡胤采用了。文人的地位开始节节上升，文人升迁的机遇也多了。一位读书出身的士人，可以凭借他的好文章来当官，一旦考试及格，所受到的重视就已达顶点：汴梁有殿试后众进士集队跨马游街的风俗，大家戴花披红，穿行京都，一时万众披靡，万人空巷，争相来看这些新科状元，一个人的荣誉被推到了顶点。当时就有人感叹说：即使一位上将，于万里之外灭国、凯旋入京的场面，也不过如此吧！

赵匡胤曾有旨，在为大宋起年号的时候，不能与前朝已有的年号重复。有人起了个“乾德”，但是后来赵匡胤发现一枚铜镜上铸有“乾德四年制”的字样，便去问宰相窦仪。窦仪回答说，这必是蜀国的东西，蜀主孟昶曾有过这个年号。赵匡胤因此而十分感叹：做宰相还是要读书人！从此更加信任儒者。

在这种政策的激励下，整个宋王朝就成了一个士大夫的乐园，为他们舞文弄墨提供了极为良好的环境。很多知识分子生活于其中、优游于其中，创造出了无数灿烂的精神产品。

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千年以来，儒学就成了历朝封建帝王所重视的学问，它又和辅佐社稷、匡扶乾坤等国家大事联系起来，成为统治者最为重视的一门学问。庄子曾经为它下了“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以上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的准确定义。到了唐代，儒学开始成为从民间人士中选取杰出人才进入仕途的一种重要手段，朝廷以开科取士的方法来奖掖人才，儒学的地位开始得到提升。但唐代毕竟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朝代，唐代的儒学是和道学、佛学一同受到重视的，并没有凸显许多。只有到了宋代，在“重文抑武”国家政策的激励下，儒学才得到大力的发展，才成为整个国家机器中唯一的学术，它和组织人事制度捆绑在一起，为国家选拔出了大量优秀的人才。北宋的儒家学者为应付佛老的挑战，便抛开了汉唐儒家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形式，以直截了当的形式来阐述经典中的义理，讨论人性、人心、天命、理气等等形而上的哲学命题，从而生发出了理学。北宋一代，大儒迭出，欧阳修、程颢、程颐、司马光、邵雍、王安石都是可以用他们的学说来影响帝王决策的顶级人物，在帝王和他们的合力提倡下，儒学已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氛围，它也成为宋代地位最高的一种学术，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

等到米芾出生，宋初的重文抑武政策已经施行了一百多年，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氛已经非常浓厚了。米芾生于仁宗之朝，这一时期，北宋的天空中群星璀璨，人才辈出，欧阳修、范仲淹、苏舜钦、司马光、王安石等人都已开始了他们的文化活动，三苏父子也即将雏声清越地登场，米芾的出生遇上了一个好时代。

一次，宋太祖对侍臣们说：“我想要让那些武臣们都去读书，这样就可以懂得治理天下之道了，你们看如何？”赵匡胤的这句话，并不是出于一时戏言，而是他在处心积虑思考后所作出的决定，他想让手下的那些武人莽夫们好好学文化，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脱胎换骨成为一个读书人。“变武为文”的这一想法是为了适应治理天下的需要，武人是不能治天下的，他太明白这道理了。但是，对他的这项决定，他的左右却不知所对。

中央的政策一变，开始偃武修文，英雄们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在这样的一种举世重儒学、提倡文化的氛围下，有些武人也坐不住了，也在思考着改换门庭。北宋是靠着那些赳赳武夫打下的天下，但是，当他们帮助赵匡胤披上了黄袍、坐上了龙椅之后，发现他们的地位却已下降了，朝廷文武政策的颠倒，倒不仅仅是让武人失权或者靠边，而是逼迫着这些原本是行伍打仗的粗人弃武习文、开始读书。

在宋初的诸多将军之中，不识字不读书的武将并不只是米信一人，有些身居高位的将军也是同样的目不识丁。著名的大将党进不识字，杨赞稍知书，高怀德不喜读书，高皇后的侄子高公绘，也不识字，但仍附庸风雅，高皇后曾经斥责过他。现在国家的政策变了，武将们也要想方设法来改变自己了。

在这批武将之中，开始读书习文的，就有米芾的父亲。

米芾的五世祖和四世祖都是武将，到了米芾的父亲米佐这一辈，他的职业还是武将，曾经做到左武卫将军一职，虽然宋代的这一职是文官，但毕竟还是位将军，也就是说，米芾出生在一个武官家庭。

近代有人对米佐的名字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名字不对。蔡肇只说米芾的父亲叫光辅，并没有说他叫米佐，字光辅，几部宋代的史传中并没有提及米芾的父亲名米佐。南宋嘉泰元年（1201）的刻本《宝晋山林集拾遗》中，首篇文章就是蔡肇的记，前段刻着“父光辅，始亲儒嗜学”，后段则刻着“父仕致左武卫将军”。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叫米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米芾的父亲官做到左武卫将军”。但是，在明代范明泰辑的《米襄阳志林》一书刻本中，却把此文的后段改成了“父佐左武将军”。把“仕”改成了“佐”，漏掉了“致”和“卫”，这样一来，意思全变了，成了“米芾的父亲米佐，是左武将军”，这就鲁鱼亥豕地把“米光辅”错成了“米佐，字光辅”。《宝晋山林集拾遗》是出于米芾的嫡孙米宪之手，他亲自校订，应不会有误。宋代并没有左武将军，只有左武卫将军一职。南宋时刻的《嘉定镇江志》中载：“芾之父左武卫将军，赠中散大夫。”也没有说米父叫佐，可能后人就讹成了“芾之父（名）佐，武卫将军”。出于礼教，古人的姓名不会与祖宗的名同，甚至姓名的偏旁都不能同。可米佐与乃祖米信却都有同一个立人偏旁，这于情于礼说不通。何况米芾在他的书法中，既不避“信”字，也曾书过“佐”字。据此，有专家认为米芾的父亲应该不叫米佐，而叫米光辅。此事孰是孰非？姑且从疑。只是在本书中，为了叙述方便，我还是从众，称他为米佐。

更何况还有一件尴尬的事：在这以后，米芾的首任职务之地就是广东的浛洸，又作浛光，而他父亲就叫米光辅，此地名犯了他的讳。在一个叫浛光的地方生活和工作，无论是平时说话，还是办理公文，都不可能不提到这个“光”字，米芾再孝顺，也不能在给朝廷写的公文上避开这个地名，而改为他字。

这位米老太爷在《宋史》中无传，也就意味着他一生平凡，未干出什么大事，地位也并不显赫。有资料说，米佐曾经在濮王赵允让的府上当过侍卫，这一事相当重要，因为小濮王赵曙就是未来的英宗，米老太爷是在为王储做贴身侍卫。米芾自己说，米老太爷也在余靖的麾下任过职。余靖是北宋名臣，一生正直，是仁宗时的四大谏官之一，为了罢免范仲淹一事他犯颜直谏，获得清名。他曾三次奉命赴辽办理棘手的外交事务，以后广西的侬智高叛乱，他又率兵前往镇压，一生出将入相，功业了得，如能在他的帐下为僚属，当能受其濡染不少。余靖一生任职南北，赴边关时多集中在东部的契丹，而米佐似乎并未到过南方的广西。只有可能在余靖赴西北调解辽夏之间的战事时，米佐正在西北，或许会做过他的僚属。但此事的资料甚少，难以确定。

图2-1 米芾回忆在十二岁时去过镇戎军

图2-2 法华台诗

根据米芾自己所述，米老太爷曾在濮州任过职，宋代的濮州即是著名的澶州，位于今天的河南濮阳一带，这里即是宋真宗北上亲征契丹，打了著名的澶渊之战的地方，当是抗辽的最前线。虽然不知米老太爷所任的为何职，但以他武将的身份在此任职，当是守卫边防的重任。这里也是他的先祖米信曾经大战过的战场，他当是继承祖业，为国守边关。濮州是濮王的封邑地，英宗即位后封他的弟弟于此地的濮国。米氏与濮王府的关系不一般，米佐与即位前的英宗在此当有相当密集的往来。

另据米芾的诗文，他曾随父去过镇戎军，据他在一帖中所书：“余十二岁见关氏石本于镇戎军”。又书一帖说：“余艸（即“草”）见石本于镇戎军”。可能是此行，也曾路过陕西的法华台，写了《法华台诗》：

坱圠有同色，雪深云未开。

终南晴夜月，仿佛似登台。

诗中提到的终南山，位于陕西的关中，已经靠近宋朝西部的前线要地了。

镇戎军是宋真宗时所设，至道三年（997）时置，治所在今宁夏固原一带。宋庆历初西夏败宋军于此，签订和议后宋在此置榷场，与西夏互市。北宋与契丹订立了“澶渊之盟”后，紧张对峙状态有所缓和，双方享受了一百多年的和平。但是，东部前线缓解之后，接踵而来的却是西部前线的告急。刚刚崛起的西夏李元昊凶猛如虎，不断进犯赵宋王朝的边界，掳掠人口和财物，西夏一直是赵宋王朝的一块心病，亟欲除之。为了加强西部前线的防卫，朝廷一直派重臣在西北镇守，甚至派出了韩琦、范仲淹这样的重臣，但仍先后不敌，两度在镇戎的会战都尝败绩，因而被贬官。

元丰年间（1078—1084），朝廷以宦官李宪为总司令，种谔和高遵裕等四将为副，出征西夏。高遵裕是英宗皇后高后的叔父，贵为皇胄，守镇戎军，他从征南北，为赵氏王朝建功颇多，在《宋史》中屡有记载。此番他领了前往抗击西夏的重任，当是一种信任。在宋夏对峙的历次战争中，宋军胜利的概率极小，即使是皇帝的叔岳丈亲自领兵也是一样，高遵裕此番作战的最后结果仍是大败，在灵州城下损兵四十万。以致英宗在半夜接到消息后，急得绕床行走，昼夜不能安寝。

米佐前往镇戎军当在此之前，是仁宗朝的嘉祐七年（1062），他究竟是去出差，还是去任职？任何职务？尚不明了。但以十二岁小儿米芾能够随军而行，当不会是临时性的出差，恐怕是任职，否则是不能带家属的。米佐和高氏家族的一种特别关系是他此番西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米佐虽为武将，却是目睹了武将在北宋并不吃得开的局面，为了适应形势，他也开始亲近儒学，开始学文化，开始教育自己的儿子要读书，走以文章仕进的路，而不要再重复祖先在沙场上厮杀流血、结果反而不受重视的老路，也不要像祖宗那样没有文化当睁眼瞎。总之，米老太爷坚定了读书求学的决定是非常英明的，否则宋史上只会多了一位无名将军，而缺失了一位天才艺术家。据米芾的零星文字介绍，他的父亲在濮州时已经开始收集字画文物，做了一些文雅的举动了。

虽然米芾是“世居太原”，但他可能没有在太原居住过，因为米老太爷没有在太原任职的经历，太原只是他的祖籍而已。他真正的故乡应是襄阳，米老太爷可能在襄阳做过官，那当是在从镇戎军回到内地之后的职务，他举家迁襄。但做的是什么官，还是同样不得而知。

襄阳远离前线，烽烟全无，米老太爷从此得以亲儒嗜学，把对文化上的抱负寄托在自己的爱子身上了。对于米芾来说，他在十二岁时就跟随父辈转战于东西两个战场，一路风沙，征尘仆仆，领略了铁与血的对峙，当然也会奠定自己继承祖业、执戟而战的信心。然而，他虽然随军而行，却从没有从戎的伟大抱负，如同唐代的王昌龄和王维一样，他的这一路征程只能当成是文人随军的一种浪漫行旅，他在自己心中奠定的，却是要一辈子做一名艺术家。

米氏家族改换门庭，终于出了一名文艺青年。将门未出虎子，而是出了儒子。

4．汉水岘山

现在，列祖列宗都已介绍过，该轮到传主米芾登场了。

尽管介绍米芾一生的资料很多，但对于他前半生的介绍却是很少，正如他的家世一样阙如。米芾确切的出生地点是在濮州还是在襄阳？却无法得知。根据一些资料表明，他年幼时是随父亲在汴梁城生活的，在十二岁时去的镇戎军，等到了襄阳可能已经是这以后的事了。虽然襄阳是他心中永久的故乡，却没有资料表明他就出生在此。而且，米老太爷在襄阳究竟做的是什么官？我在襄阳盘桓很久，遍寻《襄阳府志》和《襄阳县志》，访问文史专家，也无从寻觅。

有资料说，米芾是自他的祖父晚年时就迁到襄阳了，到他已经在此居住了三世，以后他父亲米老太爷外出做官，一直以襄阳为家，以后获官在润州，米芾便随父母到润州定居。据米芾自己的一份帖子说，不仅他的父亲是在襄阳，而且他的两位母亲都是在襄阳。这两位母亲一正一庶，分别称襄阳夫人和丹阳夫人。丹阳夫人就是米芾的生母阎氏，从排序来看，她是米老太爷的庶妻。

这一切，都只有片鳞半爪的记录，难以定论。

米老太爷弃武习文的政策果然有效，他不仅自己放下枪杆子捧起了书本，而且还教育自己的爱子从小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后通过科举这条千军万马所过的独木桥来走上仕途。尽管这个初衷后来有所改变，但他的家教还是很严的，提供一切条件来让儿子读书，让他成才。

好在米老太爷家里有的是钱，他请得起一切昂贵的家教，并为儿子提供最优越的文化环境。米芾说他家里藏有一幅王羲之的帖，是他父亲在濮州任上与李柬之下棋时赢来的。另外，他还在镇戎军见过张旭字帖的拓本。这不仅说明米家故有饶财，而且说明其家中多有收藏，一个小孩能够看到这些稀世珍宝，并不是一件易事，他太有眼福了。米芾在他的《书史》中写道：

濮州李丞相家多书画，其孙直秘阁李孝广收右军黄麻纸十余帖，辞一云白石枕殊佳……后有先君名印，下一印曰“尊德乐道”。今印见在余家。先君尝官濮，与李柬之少师以棋友善，意以奕胜之，余时未生。

米芾是个天才，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更是个神童。他在六岁时就读了律诗百首，如果再读一遍，就可以背诵了。这样一种过目不忘的本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能具备的。他的这种天赋，家里再有钱也买不来。

到了七岁，米芾开始学书法。书法在旧时是人人都要学的，但对米芾来说，意义就大不一样。他一拿起笔，似乎就奠定了他一生与笔墨纸砚为伍的命运，就以此为生，离不开它们了。米芾晚年有诗说“天使残年司笔砚，圣知小学是家风”，说得一点不错，上天是注定要让他一辈子拿笔砚的，这不是经世之道的大学，只是玩弄技艺的小学。他从颜字开始练，写的是大字，一张斗方一个字。颜体厚重宽朗，写出大字来才有力度，有气势，才站得住。七岁幼童初学颜字，虽然有点困难，但起点是很高的了。不久，米芾开始学写柳公权的《金刚经》。这是另一类风格的书体，相比起方正严整的颜体来，柳字的结体要柔媚轻秀得多。米芾能够把这两种风格不同、一刚一柔的书体结合起来，交替学习，说明他很有眼力。

到了八岁，米芾已经开始临碑了。中国书法向来有帖学和碑学的区别，字帖真实，笔法清晰，适合初学者。碑是石头上的字，在经过多年的磨砺之后，多有残破，而且因为是凿刻在石头上的，所以还具有字帖所没有的力度，这就叫“金石味”。而种种因岁月形成的残破感又可造成千变万化，具有一种非毛笔可以书写出的意趣。善书者向来主张碑帖互学，都要临写，便于取长补短。

第三步，米芾开始专门研习一种书体了。从两种不同风格的书法入手，到碑帖互补，再到选定一种书体、一位书家来深入，这就是循序渐进的方法。米芾选择的，是现在人所不大知道的周越和苏子美的书体。他说：“余年十岁写碑版，学周越、苏子美札，自作一家。”

周越是北宋时的书法家，字子发，一字清臣，山东邹平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真宗和仁宗两朝，享年七十左右，他只比米芾大了七十多岁，米芾出生的前三年，周越刚去世，他应该算是当朝今人中的书家。周越的一生都只是在做小官，也曾任过国子监博士，以后知国子监书学，教授太学生们书法。又因在国子监里担任过膳部，专管祭祀时的膳食，等于是光禄寺，所以又被称为“周膳部”。他所处的恰恰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年代，宋初的书法还是在承续着晚唐五代的书风，柔弱疲靡，并无创建，也少有大家。自周越的书风出现，影响到稍晚期北宋的书风形成。北宋时的几位著名书法家都受到其影响，也都对他大加夸赞。如蔡襄、苏东坡和黄庭坚，都承认学过周越的书法，米芾亦然。王安石和朱文长都夸赞周越的书法沉着有力。足见他在当时的影响极大。

按理说，一般书家学书，都会忽视今人而重视古人，因为今人的字尚未受到历史的检验。但周越却能够以一员小官而受到众人的关注和师法，这是难得的。周越的出现，恰得其时，因为这时正是北宋书法的一个空白期，书坛上的众多名家还未崛起，他是中国书法艺术历史断层的重建者。周越的书法，存世并不多，他的真、草、行、隶均佳，落笔刚劲，具有神韵，隽秀婉约，字字有出处和规范，尤以草书为最佳，最具法度。据前人书评，周越的书风“如俊士半酣，容仪纵肆”，而启悟后人在“精能之至”与“欲造疏淡”之间，寻觅到“以意为法，法不伤意”和“道法自然”的突破口。总体来说，周越的书法具有“集古今人书并所更体法”的价值，这才为北宋时的众多书家所崇。不过，即使在当时，也有人对周越的书法并不看好，认为他的书法固然能集古人的书艺于一体，学变得法，在老辣娴熟之中得见恣肆，有气势，但总体上看，还达不到妙品的地步，因此后人多有讥其书是“俗而有匠气”的。即使是米芾，到了成熟期时，也认为周越的书法俗气，“越书……然亦俗甚”，而不愿再学了。

对于这一点，要辩证地去看，周越出现时，还是北宋书法的一个空白期，也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只有他一人独自摸索前行，师法唐人，毕竟还缺少若干同道的研究切磋，毕竟还缺少一种书法群集的总体环境。也就是因为这些，周越的声誉远不及苏、黄、米、蔡等后起的四大家，他的作品也鲜于传世，以致令人提起他来，多觉陌生。

十岁时的米芾已不愿学周越了，他开始在壁上写大字，写碑版。这位儿童书法家渐而有了些名声，被大人称赞为已经有自成一家的面貌了。不过，由于周越，他知道了沈传师。

沈传师是中晚唐人，是周越前代的书法家，后世有人把他的书法和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等人的书法并列为妙品，甚至有人认为柳公权的书体也受了他的影响。中唐时的书法崇尚肥厚，大多是从颜真卿一路来，到了晚唐时的柳公权和沈传师则创立了一种清劲之风，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却又承续了晋宋以来的书风，有古意。甚至有人认为，柳、沈之风的出现，是矫肥厚之病、尚清劲之美的一件好事，说明他们都是富于创新的书家。但是，与柳公权相比，沈传师也有自己的个人特点，他不像柳书那样中宫紧结，过于内敛，而是显得比较宽朗，结体瘦削，骨法神健，劲挺圆润，有筋有肉，并不枯瘠。沈氏著名的存碑有《罗池庙碑》《游道林岳麓寺诗》等，都是落落大方、俨然有丈夫气的铮铮书法，令人观之凛然。尤其是后者，还在几十年后与米芾发生了一段啼笑皆非的公案。

米芾得识沈传师的字之后，便奉若珍宝，从此便以此为师，专心临练，并把不久前还崇尚的另一位书法家李邕的字抛却了。

李邕也是有唐一代的书法大家，字体严正古朴，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米芾自述他在十岁时的字已经写得自成一家了，但因为有人说他的字有李邕的笔法，心里很不满意，认为是贬低之辞，才改而学沈传师的。说米芾的字像李邕，这似乎并不是一句贬辞，因为李邕也是一位大家，他的书体曾流传千古。即使是米芾本人，在他日后的经历中，也多次在这位前朝大师的作品面前表示了钦佩和膜拜，甚至还在李邕的碑侧题字，表示感慨。有人评价可以从米芾的字中看出有李邕的痕迹，显然他师法和研习过李邕多年。这句话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他学写的李邕书体，已经学得太像了，失去了自己的特点，因为这时他已经自成一家了。这正是他不想入别人的窠臼太深，以失去自我的一个取向改变。

米芾在晚年曾写了一篇《自叙》，讲起他幼年学书的过程：我最初学的是颜体，当时才七八岁的年纪。每个大字写满一张纸。后来学写汉简，但没学好。看到柳公权的书法，非常喜欢他的字中宫紧结，于是开始练他的《金刚经》。时间长了，才得知柳的字是出于欧阳询，于是又学欧字。又学了好久，觉得他的字如同木刻书版一样，方方正正，缺少变化，便羡慕褚遂良，因此学褚体学得最久。

如果归纳一下，到十岁为止，少年米芾已经先后师法过：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褚遂良、周越、苏舜钦、李邕和沈传师这八位大师了，这还没有计算他写的碑版和汉简。一个十岁的孩子，再怎么样写得好，也不能如此转换频繁，往好里去说，他的书法，已经符合古人转益多师的要求了，这和做任何学问一样，必须博取众长，厚积薄发，才能够形成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古人论书，特别强调转习多家书体、研习不同方法，认为只有多换碑帖，才能够兼取众家之长。往坏里去说，他毕竟还是个孩子，还处在见异思迁、左顾右盼的地步。要说米芾学书只有四年时间，就能够自成一家，说他是一位神童，恐怕为之过矣。

一位十岁的孩子，不可能无师自通地就在四年间成了一位书法神童，尤其是书法这种手口相传的艺术，他必然要有一位高师来指点，才能使他在茫茫的帖海碑山之间寻找出一条正确的路来。

如果有这位老师，那么他会是谁呢？

米芾在襄阳找到了一位老师，但他并不是当时的书家，而是前朝的无名之辈罗逊。他是中唐时人，襄阳人，是一个毫无名气的地方书法家，但他留在家乡的一通《襄州新学记碑》，却引起了米芾的注意，他认为罗逊的书法力挽万钧、沉着痛快，于是便开始效仿他。我查了《襄阳县志》，上面有“《襄州新学记碑》，贞元五年卢群撰，罗让行书……罗让字景宜，……让书襄阳学记最有名。米元章始效其作，后乃超迈入神耳。宋人避英宗濮王府之讳，称罗逊。”这位名叫罗让的前朝无名书家，在死了两百多年后还被改了名，因为英宗的父亲濮王叫赵允让，他就得改“让”为“逊”，他也得让让。

米芾究竟跟随米老太爷在襄阳住了多少年？这已经没法考证了。我估计，至少在米芾十二岁到十七岁这五年的时间里，都是在汉水岘山之间度过的。

襄阳位于汉水之滨，山水明媚，形势险要，襄阳和樊城隔汉水相对，虎踞龙盘，历来是个军事重镇，从东汉时刘秀就在此建功立业。三国时又有关羽于此与曹军多次大战，终于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和庞德。到了南北朝时，这里是东晋政权的上流据点，多次政权更迭的军事行动都是出于此，梁武帝在此做过雍州刺史，他的儿子昭明太子萧统就生在这里，至今还留下了昭明台的古迹。襄阳紧邻的荆山，传说是古楚国的发祥地，这一带小国林立，战事纷繁。或者就是因为居住于楚国的腹地多年，才让米芾萌生了自己就是楚国芈氏后人的想法，就此认祖归宗，寻找先辈？

对于大宋王朝来说，襄阳还有一种特别的意义。根据《宋史》的记载，赵匡胤未发迹时，曾经混迹在襄阳的一家佛寺中，借居求食。一天，他被方丈发现，说他气宇非凡，必不久于人下，劝他别在此盘桓、以耗光阴了，还是到京城去投军效力，人尽其用。赵匡胤恍然醒悟，远赴汴梁，投入柴荣军中，日后果然发迹。如果照此风水说来，襄阳还应是赵氏王朝的“龙兴之地”。

罗逊是前朝的书家，襄阳当地本朝的书家还有一位，名气很大，而且比米芾大不了多少岁。据《襄阳府志》载：有一位叫张士逊的人，字顺之，淳化年间的进士，曾三次做过宰相，以后拜太傅，封邓国公，官做得很大，到八十六岁才去世。这位襄阳大官的儿子叫张友正，字义祖，以书法而著名，神宗评他的草书为“本朝第一”，但这种盛评恐怕只是皇帝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做出的溢评，因为这位宋朝的书法冠军在后世绝无影响，米芾也没有任何文字提及到他。

襄阳城外的鹿门山，是唐朝时著名诗人孟浩然的隐居处。鹿门山虽远离城市，但却是紧濒汉水，林木葱茏，景致幽深，为李白也羡慕不已的孟夫子，就居住在这里，为襄阳的汉水岘山留下了无数美好的诗篇，孟浩然和庞德公、皮日休，被当地人崇敬为“襄阳三高”。米芾在襄阳住时，也会有机会远游鹿门山，一则欣赏山光水色，林间鸟鸣，二则前往揖拜前贤，瞻仰古迹，起怀古之幽思。鹿门山里有座著名的鹿门寺，是一座古寺，是因东汉时光武帝刘秀梦鹿而建，在魏晋时香火极盛。居于山中寺里，静听禅音，虽然不是十多岁的少年之乐，但对于他日后漫长的人生，当会起一种哲学的启发。米芾以后有“鹿门居士”之号，当是与此有关，这也和白居易号“香山居士”一样，以其地为号，以示学佛参禅。同样，米芾也有“襄阳漫仕”之号，这是他对家乡的一种感情和追怀。但这两个号都是他离开襄阳后多年才起的，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没有那样的修养，也不会年纪轻轻就有这样老气横秋的号，更不会自称居士。

襄阳的生活给米芾留下了终生的印象，童年的情结化成了美好的回忆，襄阳虽不是他的出生地，也不是他一生中生活最长的地方，但他却是从此以襄阳为故乡，在很多书帖的尾后都署名：襄阳米芾。他对襄阳的感情至深，无可言说。汉水泱泱，岘山郁郁，少年时期的生活是他永不能磨灭的印记。古人留在襄阳的名碑，除了罗逊的《襄州新学记碑》外，在襄阳城东的津阁寺里的墙壁上，还留有蔡襄旧题的二十九个字，每个字大三寸，可谓是劈窠大字了。字体类似颜体，逸势清美，无一点俗气，有翰墨之妙。对于襄阳来说，这应该算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胜迹，常有文人墨客前往观瞻品评，米芾当然也不能例外，蔡襄大他四十岁，对于米芾来说，应该是个值得敬仰的前贤了。

按常理说，一个文化人对故乡之情，大致会通过他的文艺作品来表现，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但是，以米芾对襄阳的感情之深，他一生中却是少有在襄阳留下墨迹，也少有诗文。我可以找到的，就是“登岘”两个大字，以他对故乡的这份浓情来说，他似乎过于吝惜笔墨了。

襄阳南郊的隆中，是三国时诸葛亮的躬耕之处。东汉时的襄阳归属南阳郡，所以诸葛亮的隐居地被称为“南阳诸葛庐”。这一地方峡谷幽深，藏龙卧虎，未出山的贤相在此思考人生，经纬天下，在他的《隆中对》里，做出了最英明最准确的判断：“荆州（当时的首府设在襄阳）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但在北宋时，在米芾生活的那个时代里，一直惯于兵事的襄阳却是烽烟全熄，兵燹全无，有的只是若干文人雅士在山水之间优游，往来吟咏。

现在的襄阳有一座米公祠，位于汉水之滨樊城的城墙之上，一般人说，那里就是米芾的祖居之地，所以后人设祠以祭。到现在襄阳城外还有个米家庄，是米芾后人居住的地方。米公祠里有一块碑上记着：“自宋以来，襄阳柜子城陈庄米庄柳堰铺就是米氏世代居住之地。元初，米芾后裔为缅怀先祖，在樊城西南隅当年米芾居住地建祠立碑，供后人瞻仰。”这就提供了几个事实：一、米公祠所在的樊城西南的汉江边，就是米芾当年居住地；二、现在襄阳的米氏后人，并不是当年米芾在襄阳居住时的后代，而是转迁到他处，在元代又回迁襄阳的；三、米公祠是在元代之后，由迁襄的米氏后人所建的。

图3 米芾自署是襄阳漫仕

米芾自从十七岁时离开襄阳，以后到岭南和湖南做官，再以后就定居润州了，虽然他几十年来多在江淮一带做官，但一直把家安在润州，实则上是离开了襄阳。虽然他对襄阳的感情很深，但估计很少回乡来，甚至在诗文中的题吟也很少提及襄阳。目前可以找到的，只有一两首回忆的诗，当年的游览题咏之诗几乎没有。这足证他生活在襄阳时年纪尚幼，还没有写诗，长大做官后可能就很少回过襄阳。米芾是在淮阳军的任上去世的，棺柩被米友仁运回润州安葬，因为米芾的父母也被安葬在这里，并没有回葬襄阳。对于米芾的后代来讲，襄阳是他们的祖居之地，然而对于整个米氏家族来讲，太原才应是他们的世居之地。

由于历代米氏后代的保护，使米公祠成了保存米芾碑帖最为丰富的一处文物所。自元至清，这里积存和复制了大量的米芾名碑，有些已经在别处佚失，还保留了迁襄的米氏一支系的族谱，米氏后人还在此祭奠，景仰这位文化先祖。

米芾在襄阳时，也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最重要的是魏泰。魏泰是与米芾同时代的人，字道辅，幼爽迈，能属文。就凭这两点，就与米芾的个性相近，因此两人结为莫逆之交，彼此唱酬，共赏书画。魏泰博览群书，长于文辞，性又诙谐，交游甚广，与朝中的新旧两党的主要人物都有交往。他终身未仕，晚年回乡隐居，住在汉江之滨，吟诗诵文，渔樵为乐，号临汉隐居。

米芾离开襄阳之后，还与魏泰保持着联系，唱和不绝。米芾与魏泰相交的另一个私密原因，是魏泰有一个姐夫叫曾布，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助手，在哲宗的元符年间（1098—1100）为右相。虽然其为政期间名声极恶，但却是朝中炙手可热的权臣。曾布晚年家居润州，死后又葬在此地，米芾与之交往甚密，出入相门，阿谀奉承，就是靠了魏泰的这一层姻亲关系。而据方志载，魏泰自己也是倚仗曾布的关系，长留都里。回家后就恃才豪纵，横行乡里，曾经因殴打考官，得罪了士林，而未能考上进士。《米襄阳志林》中称他“为人无行，而有口每称章子厚。泰既不得志场屋，数伪作他人。著书如《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碧云》。又自作《东轩笔录》，皆用私喜怒诬蔑前人。又有《临汉隐居集》二十卷”。魏泰被当时的民谚称为是“襄阳二害”之一，可见品行恶劣，是个具有双重人格、有争议的人物。

就在米芾在汉江边优哉游哉地过着美好的少年时光之际，离襄阳只有几百里路的京城里却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一个皇帝驾崩了，一个皇帝登基了。不几年，这个皇帝又驾崩了，又一个皇帝登基了。这些变化看来似乎距离米芾太远，但却如超级的龙卷风一样，竟然顷刻之间就逼近了襄阳，逼近了他的生活，一直改变了他的一生。

如果没有这种改变，米芾还会一直在读书——科举——仕进。然而这一改变猝然就来了，他的一切努力都不需要了！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一个人。

一个女人。

5．藩邸旧恩

所有有关米芾的书上都说，他是因“藩邸旧恩”而入仕的。也就是说，他不是靠科举，而且靠了一种特别的关系而做官的。

藩邸是王府的别称，古时的藩王、藩镇都是指皇亲或是诸王。按理说，米氏并非赵氏之后，不是皇族，不是外戚，应与藩王无关，米芾没有可能享受这种恩荣。但是，几乎从米氏的五世祖开始，他家就和皇族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传到他，真可以算是旧恩了。

米信在后周时给周世宗当近侍，以后又在宋高祖的御林军中当高级军官；四世祖米继丰也是在殿前任侍卫；米芾的父亲又为英宗当侍卫，当有很多机会接触皇族。但是，米家的某辈在一个机会中与濮王府结上了关系，从此便与王族两世相传，代代受恩了。

濮王是赵允让的封号。赵允让是太宗的孙子、真宗的侄子、仁宗的堂兄，是赵氏一脉嫡系的龙子龙孙。按照祖宗定下的规矩，他完全可以一辈子不愁吃不愁喝地在府里享清福，甚至两辈子三辈子地继承这种庇荫。然而，他却被一个机遇而改变了自己家的命运。

仁宗曾有三子，但都是从小夭折，到他四十五岁时仍无子嗣，于是皇位的继承便成了朝野瞩目的议题。仁宗可能还自恃自己有能、后宫有人，并不甘心，但群臣却已急得没法，多次上疏建储，真正是“皇帝不急急煞太监”。大臣们建议仁宗应从宗室中选取贤者，迎入宫中，作为后嗣人才的储备，如果以后有了亲子，仍可遣送回府。但仁宗就是不听，怕这样立了人家的儿子当太子后，自己一房的大权旁落、血嗣不纯了。一直等到后宫为他生下了第十三个公主之后，他才失望地宣布，自己的造人计划失败。他不久宣布自己已经在宫中收养有二子，作为储备。其中大的孩子，就是他堂兄濮王赵允让的第十三子，叫宗实。他在四岁时被收养在宫中，由苗贵妃抚育了五年，以后仁宗有了亲子，又被送还于濮王府中。直到仁宗因其第三子早夭而绝望，才又把宗实接回宫里，立为继承人，这一反复的过程表明，他其实并不想把皇位传给宗实的。

宗实的这一被收养又被退回的过程，是重复了他老爹的命运。真宗当年也是宫中无子，允让被他迎进宫中，作为人才储备，直到仁宗出生，才被送回，仍旧做他的濮王。相隔几十年，父子两人都轮番做了一把后备皇帝的梦，但所幸的是宗实的命运要比他的老爹强：仁宗的生殖系统一直不管用，生子无术，于是宗实便名正言顺地即位做了皇帝，这就是英宗。

据宋人的笔记所言，仁宗屡伤皇嗣，晚未得子，颇为寂寞。他在后苑筑了两座亭子，自己为东亭起名为“迎曙”。没想到后来就真的迎来了“曙”——按宋朝的惯例，皇太子被确立后，就要改原名。这位赵宗实被改名为赵曙，恰巧一语成谶，应了好口彩，仁宗非常高兴。

儿子进了门，就要为他张罗媳妇，这是中国人的规矩。仁宗的皇后姓曹，她姐姐嫁给了将门名宦高家，生有一女。曹氏两姐妹都是宋初名将、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恩荣无比。但曹氏入宫之后一直无出，仁宗所生的三子都自小夭折，他们都很失望。膝下无子，曹皇后因而对这位聪明伶俐的外甥女高小姐喜爱非常，视同己出，四岁时便让她生活在宫中。这时的小宗实已经被迎进宫中，恰与这位高小姐同年，两人便在一起蹴鞠玩耍，度过了一段青梅竹马的时光。孩子两小无猜，玩得高兴，大人们在一旁存了心眼，仁宗看得也高兴，便让两姐妹订了儿女亲。等赵曙和高小姐长大，两人便正式成亲，小姨妈成了婆老太，这便是当年宫中盛传的“天子娶妇、皇后嫁女”的佳话。等到赵曙候补期满，转正做了皇帝，这位娘娘便成了皇后，史称高后。

在宋史上，这位高后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她是仁宗的儿媳、英宗的妻子、神宗的母亲、哲宗的祖母。更重要的是，她先后以皇后、太后和太皇太后的身份，主宰了北宋的政治三十年！这一时期无数重大的决策和无数的能人贤士都和这位妇人有关，她是实际上的政治决策者。

她，就是影响了米芾一生命运的那个女人。

不仅高后，就是高后家族，也与北宋的军事和政治关系重大，也与米芾关系密切。米芾一家与濮王的家族和高氏的家族，都有着极其密切的渊源关系。

目前还没有资料表明米芾一家究竟是先和高家攀上关系，还是先和濮王府攀上关系？不过如果做些分析，米家和高家的关系似乎要早些，尽管米家的祖先早已为赵氏皇室当差。高后的一家，也非等闲之辈，从她的曾祖高琼开始，便是大宋的累世重臣，有功于国，而且和米氏家族一样，都是武将，做过节度使。在重文抑武的政策下，宋朝的节度使已没有了晚唐五代时那样嚣张跋扈的炎势，只是个镇守边关的封疆大吏而已，手中并没有兵权。到了高后的父亲高遵甫一辈，仍是行伍扛枪，叔父高遵裕，就是那位著名的大将，曾守过镇戎军，后来又在灵州一战中丧师四十万。不过他也有胜绩，在任岷州团练使时，屡与进扰的羌人作战，败宗哥部。另三位叔叔高遵固、高遵礼和高遵惠，在《宋史》中都有记载，都是高官。高后的弟弟高士林，随侍在英宗殿侧，是他的贴身禁卫，英宗曾亲赐他以自己的御书“谨守法律”。另一位弟弟高士逊，也是重臣。即使是高后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都是镇守一方的观察使。高氏一门贵为皇亲国戚，都在朝中为官，地位很高，势力颇大。

从米家的经历来看，英宗即位后，米老太爷在英宗的殿下任侍从官，那就和高士林是御前同事了。米芾一生中，有过与高公绘交往的记录，他为高公绘收藏的多幅画写过品评的赞语，这一层关系，当是不薄。

不过，米家和高家最亲密的关系，还是通过米佐的夫人和高后来连接的。这是因为，米佐的夫人阎氏是高后孩子的乳母。

宋初的时候，米信是北宋大将曹彬的副将，曾与他并肩作战。高后的母亲是曹彬的孙女，在战斗中结下的友谊肯定会延续到后辈的。

高后嫁入濮王府后，一共为英宗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能算得上是个英雄母亲了。其中，长子为赵顼，就是日后的神宗，他比米芾大三岁。第三子早夭，第二子赵颢、第四子赵和女寿康公主。阎氏进濮王府做乳母，首要的前提是自己要处于哺乳期，才有可能为他人哺乳。米芾一生中无兄弟，只有一位老姐，那么，阎氏只有在他俩的哺乳期间才有可能为高后的孩子哺乳，否则，乳之焉出？假如按年纪来排队，最有可能的就是米芾的姐姐在哺乳期时阎氏也同时来为赵顼哺乳。或者是在米芾哺乳期间也为赵颢哺乳。曾有人提出，说是赵顼和米芾都是吃的阎氏的奶，但很少有三岁的孩子还在吃奶。

阎氏进入濮王府中当乳母，不会是出于生计，她是堂堂正正的朝廷命官之妻。相信她的当乳母，当是应高后之请，代替她来为公子哺乳，王爷的夫人是不可能自己来解怀喂奶的。阎氏当乳母不是为了利，而是为了义。米佐和高氏家族的关系并不一般，既以这种私密事来相托，想必也难以推却。有了阎氏这种人来，高后也放心得多，因为她毕竟出于上层，懂得礼仪，不同于一般的粗婢村妇。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米佐当时毕竟是朝廷的命官，他的夫人给人当乳母，未免有点难看。但米佐娶有两妻，阎氏是次妻，也即是妾，她的地位要低点，因此进入濮王府里做乳母也就不足为奇了。

也有资料说，阎氏并不止于乳母，而是一名产媪，曾为高后接生。这又别作一论了。产媪就是稳婆，当要有一点特别的医药卫生知识，因为女人生产时有污秽，所以稳婆的地位要比乳母低得多。遇有重大的礼仪，男女主人出场，女主人身后会有怀抱孩子的乳母随行，而产媪就绝没有这种地位。只要孩子一生下来，把剪刀洗净，拿着红包赏钱就要走人，等下一个孩子要出生了再来，家中再有任何红白喜事，也不会轮到她。以阎氏日后与高后的交往来看，乳母是可能的，而产媪是不可信的。

如果说产媪是计时工，那么乳母也是临时工。哺乳是有时间性的，一个小孩哺乳的时间再长，也只能有两年，最关键的还要看你有没有乳？你的哺乳期还要和主人的哺乳期相一致，要达到同步进行。高后生育能力特强，一共生了六个孩子，阎氏只生了两个，她不能保证高后产后需要乳了她就能及时供应优质的奶水来，她也需要怀孕生育。因此，我们姑且相信赵顼能够吃奶吃到三岁，可前两年他所吃的肯定不是阎氏的奶，因为当时她还没有生米芾，无乳可哺。

高后娘娘的地位在不断变化着：老濮王驾崩了，小濮王被选进宫了；皇上驾崩了，小濮王当上了皇帝了，王爷娘娘也做了皇后娘娘了。但这一系列变化并不是她人生轨迹的终点，只是个开始。正在她想好好享受下这个幸福开始的时候，最不幸的是原来的小濮王在仅仅当了四年皇帝之后，竟也驾崩了，三十多岁的高后成了寡妇。

英宗的身体一直不好，体虚生病，据说是因为仁宗驾崩而过度悲伤所致。看到他病恹恹的样子，婆老太曹太后关照高后：皇上即位已久，又刚病好，你不要近他。太后娘娘是把媳妇当成女儿来看待的，才说了这些闺房之私的话。可是她的这位外甥女兼儿媳并不领情，反过来抢白了一句：“奏知娘娘，我当年嫁的是十三团练，不是皇上！”这句话铮铮有骨，把皇太后噎得够呛。英宗未进皇宫之前，当的是团练使，排行是十三，所以叫十三团练。高后的意思就是说我嫁他的时候又不是图他的皇上富贵，现在叫我远离他？那是我们夫妇之间的私事。

凭良心讲，在英宗在位的四年内，尽管国内诸事纷争，但高后从没有出来干预过。因为彼时有人在垂帘听政，不过却是她的婆婆曹太后，她是英宗的母亲，轮不上她高皇后。等到英宗身体养好，大臣们便巧妙地设法让曹太后撤帘退了位。

在大宋整个三百多年的江山中，坐在皇帝龙椅背后垂帘听政的，并不止曹太后一人。之所以出现这么多太后垂帘、阴盛阳衰的现象，是因为刚刚即位的皇帝都是少年天子，缺少政治管理经验，需要在背后坐着个老娘来壮胆把舵。

英宗刚刚即位的时候，朝中就围绕着他家，引起了一场规模相当大的争议，那就是“濮议”。

老濮王赵允让驾崩的时候，英宗已经被明确为皇储。他即位不久，朝中议及要为这位皇帝真正的老爸上个尊号。按欧阳修和韩琦等人的意见，英宗是过继给仁宗为子的，真正的生父还是濮王赵允让，所以还是应该称他为父，称他的三位妻子为母，这是正常人当然的想法。可想不到的是，司马光和王珪等大臣竟然认为，按照儒家学说，英宗既然过继给了仁宗，那么他的父亲就应该是仁宗，只能称赵允让为皇伯。这是“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体，以大宗为他的法定父亲。

这一套莫名其妙的理论，彼此吵吵也就算了，可双方都因此而动了真火，议论汹汹，乃至有人在廷前伏地痛哭陈词，有人留下遗书，请求英宗一定要称其父为伯。甚至有人上书弹劾欧阳修和韩琦等主张称父的人，把他们贬为“小人”，甚至要求把他们处斩，以谢天下，否则就以集体辞职归田回家为要挟。

这一套看似是“情”与“法”的争论，实际上是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争论。在这紧张关头，曹太后出面了，下手诏称：当然要称濮王夫妻为父母，而且还要称他们为皇帝和皇后。但英宗却不干了，因为他还要去面对那些言辞汹汹的群臣们，他只是坚持还是称濮王夫妻为父母，不称皇帝和皇后了。

一场“濮议”，就此结束。看来只是高后夫家之事，然而却是事关社稷，事关群臣。

英宗多病命薄，即位不足四年即驾崩，留下的位置由自己的幼子赵顼来继承，是为神宗，即位时的神宗已是一位二十岁的青年了，生理和心理上都相当成熟，任何太后都没有理由来听政了。于是，太皇太后曹氏和太后高氏都退到了后宫，看来并没有过问国家大事，但却是退而不休，实则上成了保守派的护身符，明里暗里都在反对变法。在最紧急的关头，两位太后竟然一起跑到神宗面前哭泣，要他停止变法，还是遵循祖法为重。帝后两党的矛盾，一直持续着，直到神宗驾崩，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后索性以太皇太后的身份直接临朝，垂帘听政，掌权时间长达十年之久。

米老太太是非常疼爱她的亲子的。听说曾经被她哺育过的赵顼当了皇上，高太后又执掌了大权，于是就动了进京去找旧日主人的念头。

阎氏进京向高太后托情，并不同于刘姥姥带着板儿、青儿进大观园，她不是无知的村妇，而是朝廷命官的夫人，是有身份的人。而米芾也不是乡间的无赖少年，已是一位知书识礼、学业有长的知识青年了。他母亲看到高太后已经大权在握，应该利用这份旧恩来为她的儿子谋个出身了，这也是人之常情，便有了此番京师之行。

多种史书上都说，米家是与高后“在藩时有旧”。也就是说，他母亲只是在高后在濮王府中做媳妇时与她有关系。米芾幼时就在濮王府中生活过，长于邸中，稍大后才随父赴襄阳任上的。重回故地，虽然欢欣，但未免有寄人篱下的感觉。由于从小就长于邸中，他与濮王府中的诸小王，交往感情还是相当不错的，诸王由于生于优渥之中，擅长书画的也不在少数，其中以小濮王赵宗汉的丹青最佳。米芾一生与他有交往，曾为他写过诗赞。

从十七岁到二十一岁的待业期间，米芾还年轻，进京后，他一直在等待时机。这一段时期，朝中正酝酿着巨大的变革，神宗诏翰林学士王安石面见，谈他的改革方案，力主变法。三年后，王安石被拜相，推行新法，诸法试行。然而，对于这一切，由于米芾尚未入仕，身份微、年龄轻，不可能介入。尽管他自诩颇高，但对于强手林立的京师文艺界来说，却是毫无名气，只能算是个业余爱好者而已，连业余书法家都算不上。对于一位青年来说，这一时期却是他的生长发育期，也是他的心理成长充实期，以乳母之子的身份而厕身于王府之中的地位必然会给他敏感的心灵以阴影，必然会打下深刻的烙印，以影响到他的终生。

不过，米芾也因此而有了优游京师、交往诸友的便利，有许多机会得以欣赏到许多名书名画，增长了见识，眼界大大开阔。米老太爷曾当过英宗的侍卫，米芾自小也在京师生活过，对京中的情况自然熟悉。现在是故地重游，不同的是已由一位懵懂不识的孩童成长为一个文艺青年。他自述说年轻时曾于翰林院里欣赏到蔡襄的《谢赐御书诗》的书法石刻。翰林院是中央研究院，整个帝国最高级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常人轻易不能进。因为这是藏于宫廷大内里的名碑，米芾既能够得见，当必是进入了宫廷，而且是有人带他进入了内宫。

图4

蔡襄是北宋早期最有名的书法家，在他之前，除了周越，就没有什么大书法家，但周越的官阶远比他小，因而影响也不出本朝。仁宗也喜欢书法，善飞白，曾亲书“君谟”（君谟是蔡襄的字）二字的御书赠他。为了答谢皇恩，蔡襄恭写了表文并作诗一首，抄录书写后呈上，就是《谢赐御书诗》。蔡襄的书名在宋时非常大，此书又是上呈皇帝的，因此非常精彩，此帖一出，震惊朝中，被收入内府秘藏。蔡襄自己又把此作交付刻石，奉呈给翰林院，向诸位文化人做宣示，供大家观瞻摩拓。由于此碑是嵌在翰林院墙上的，一般人等根本不可能进入，米芾能够有此荣幸，当是沾了高太后的光。但此帖的真迹，一直藏之于内府，米芾当时也只是看到了碑刻，直到四十年后，他才有机会在丞相府里亲眼看到这幅享名已久的名帖，并于帖后书跋以志。

根据米芾在他的《书史》中记述，他曾在一位官员家里见到一本颜真卿的《争座位帖》，是一郭姓大户人家珍藏着的，想出手，索价八十万缗。他取来一看，觉得是自己二十年前所临摹的，但却记不起后来落在何处了。别人家不信，说是这幅帖已经在我家存放很多年了，怎么会是你的摹本？他指点人家说，不信请看，纸缝间还有“元章戏笔”的印，那些临的笔迹还有一些像是我的风格。众人一看，果然如此。这是米芾四十岁时的事，如果从此上推二十年，正当是米芾二十岁在京时所为。《争座位帖》是颜真卿的一个最有盛名的法帖，是他在五十六岁时写给仆射郭英乂的直诤书稿。颜真卿出于对朝廷纲纪的维护、对功臣秉义的佑护、对奸佞骄横的摧折而书，忠义之气充之于心、赋之于文、形之于书，全篇理正、词严、文厉、书愤，洋洋千文，如长水蹈海，无可阻挡。被后世推为是“人心本田”“书为心迹”的行草书巨卷，在以尚意书风为主的宋代，该帖被诸书家推崇备至，即使是后来一直骂颜书为“恶札之祖”的米芾，对此帖也大加称赞。这纸帖是写在一张草土纸上，表面粗糙，颜真卿当时激愤满胸，放笔直书，意不在字，而天真尽露，整个书体忠劲奋发，顿挫郁屈，对于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来说，此帖临摹的难度很大，极难得其神髓。米芾一生喜欢以临摹的赝品来充真迹，有许多收藏家因此而遭殃。这纸帖是他最早有临摹的记录，也显现了他足能乱真的功夫。

对于阎氏，高太后还是给面子的，在米芾二十一岁的时候，他终于有了机会，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一职，第一次进入了庞大的官僚政府机关，当了个小官。

这个官只是个寄禄官，在元丰年改制前只是个九品的芝麻官，它并无实授，也无须上班。米芾所授的真正的实体官职，则是浛洸尉。

1. 坱圠yǎngyà：山势高低不平状。
2. 章子厚：即奸相章惇，字子厚，与曾布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