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渡日本

蒋方震因在求是书院不宜久留，就暗下决心，赴日本求学。

这不是一件容易事。首先是费用问题，其次是他对日本的情况一无所知。对蒋方震来说，更难的是母亲一人在家中，无人照料，自己怎么能忍心远涉重洋呢？蒋方震陷入进退两难的矛盾之中。

好在他在同学中找到了知音，他就是后来与蒋方震并称为“浙江二蒋”的蒋尊簋。

蒋尊簋，字伯器，浙江诸暨人，生于1882年，与蒋方震是同龄人。蒋尊簋也是名闻求是书院的才俊之士，素怀大志，思想激进，不满时政，与蒋方震意气相投，惺惺相惜，二人乃莫逆之交。

蒋尊簋的父亲蒋智由是一位著名的维新派人士，与维新领袖之一的梁启超多有往来，经常著文作诗鼓吹维新，抨击时弊。蒋智由，字惺斋，号观云，举人出身。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他常以观云为名在《清议报》发表诗文。他的一首《有感》诗颇能说明他的政治立场：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有其父必有其子。蒋尊簋受父亲蒋观云的影响，也十分向往到国外去开阔眼界，在这件事上，他和蒋方震一拍即合。他们二人想方设法搜求新书新报，了解留学日本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情况。

1900年底，蒋方震看到了留日学生编辑出版的《译书汇编》，搞清了关于留学的许多问题，最终下定东赴日本的决心。

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始于1895年中国战败求和之后。此前千百年间，中国一直是日本人不敢平视的“天朝上国”，历朝历代来华求学的日本人络绎不绝，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许多方面，中国人都是日本人的老师。在唐代，日本留学生不但与中国的文人士子唱诗吟和，切磋学问，有些还在朝廷里做官。在明代，尽管有倭寇在东南沿海一带滋扰，但日本人对中华文化的钦慕丝毫未改。在大清“康乾盛世”期间，日本人绝对不敢对中国有任何非分之想。

然而西方列强的东来改变了维持千百年的中日关系格局。

在英、法、美、俄等国的坚船利炮的威逼下，中国和日本先后打开了国门，应付一场千古未有之大变局。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东方的侵略，也是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挑战。

在大变局面前，古老的中国因循守旧，步履蹒跚，端着“天朝上国”的架子不肯轻易放下来，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赶上近代文明步伐的机会。相反，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日本人则能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方略，高高举起“明治维新”的旗帜，对内改革政治、整顿经济，对外学习西方、派遣留学生。经过数十年的赛跑，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落在了日本的后边。在东西方文明相遇发生碰撞的过程中，中国就像一艘破烂不堪的巨型木船，行动十分迟缓，而日本则像一艘轻型快艇，船小好调头，行动迅捷，成就显著。在甲午战争之前，只有极少数中国人感觉到了日本的巨大变化，而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以传统的眼光看待日本，对来自日本的威胁茫然无知。

甲午一战，举国皆惊。堂堂天朝上国竟败于蕞尔小国日本，真乃奇耻大辱也。痛定思痛，惟有承认落后，放下架子，向人家学习，才可能有出路。一时之间，从封疆大吏到社会名流，都发出了留学外国的倡议，莘莘学子愤于朝政之腐败，国家之落后，决心远涉重洋，探求救国之道。日本的权贵显要为示好中国，也在清廷和各封疆大吏处游说，要求派学生到日本学习，这样既可炫耀日本之强盛，又可联络中日间的感情，消弭中国人因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对日本产生的仇恨。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中国于1896年春夏之交向日本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共13人，他们是：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翚、吕烈辉、吕烈煌、冯訚谟、金维新、刘麟、韩筹南、李清澄、王某和赵某。他们的年龄从18到32岁不等，是总理衙门通过考试选派的。风气一开，就有官费或自费学生陆续前往日本，但人数较少，远未形成规模。1898年后，留日学生逐渐多了起来。

对中日之间“师生”关系的这一变化，日本人颇感惊喜，大有“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得意。日本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田万年在1898年8月20日出版的《太阳》杂志上发表《关于清朝留学生》的长文，其中有云：

中国这个衰老帝国，过去昏昏欲睡，奄奄一息，自从甲午一役以来，益为世界列强侵凌所苦，如今觉醒过来，渐知排外守旧主义之非，朝野上下，奋发图强，广设学校，大办报纸杂志，改革制度，登用人才，欲以此早日完成中兴大业。今日清朝派遣留学生来我国，最先虽或因我国公使领事劝诱所致，然实亦气运所使然……清朝于四五年前，仍对我轻侮厌恶，今一朝反省，则对我敬礼有加，且以其人才委托我国教育，我国应如何觉悟反省一己之重任？

在地方督抚中，以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倡和支持留学最力。他在1898年3月著《劝学篇》，鼓吹留学。他指出：“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湖北和湖南两省赴日留学者远远多于其他省份。

浙江省也不落人后。1897年有官派学生稽伟和汪有龄二人到日本学习桑蚕业。1898年农历四月，求是书院的学生钱承志、陈榥、何燏时、陆世芬，以及湖北武备学堂学生谭兴沛、萧星垣、徐方濂和段兰芳联袂东渡日本。

1900年，中国留日学生达到100余人，首批留学的戢翼翚联络10多人组织了译书汇编社，自任社长，社员有王植善、陆世芬、雷奋、杨荫杭、杨廷栋、周祖培、金邦平、富士英、章宗祥、汪荣宝、曹汝霖、钱承志、吴振麟。译书汇编社的宗旨是译介日文书籍，介绍留学情况，鼓励国内的青年学子前赴日本。该社编辑的《译书汇编》第1期于1900年12月6日出版，印刷1000余份，行销国内，受到读者热烈欢迎。

蒋方震在《译书汇编》的文章中获悉留学日本的费用每年需120元。对于家道盈实的大户人家来说，120元不是个大数目，但对每年仅靠几石米几十元钱艰难度日的蒋方震母子而言，就是一笔巨款了。筹无处筹，借无处借，蒋方震决心靠自己的能力和勤劳解决费用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仿效译书汇编社成员的做法，翻译书籍和文章赚取稿费。蒋方震虽然对日文还一窍不通，但他对自己很有信心，相信自己学习日文半年以后定能达到译书的程度。当时每译1000字可得稿费1元，每年译10余万字即可解决一切问题，这对文笔流畅、学识渊博的蒋方震来说并非难事。

经费问题有了着落，剩下的就是征得母亲的赞同和谅解。

蒋方震返回硖石，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母亲。出乎蒋方震意料的是，母亲十分开明，不但不阻止，反而力排众议，支持独生子远涉重洋，到异国他乡去求学。这在风气未开的硖石镇确非易事。

母亲杨镇和虽然是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但她的眼界和心胸却较许多知书识礼的男子开阔。

蒋方震欲赴日本留学的消息传出后，乡里舆论哗然。古训云：“父母在，不远游。”蒋方震置寡母于不顾，不但要“远游”，而且要离开父母之邦，在当时看来，实属不忠不孝之举，所以一时间非议之声四起，使蒋方震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消息也传到了恩公方雨亭先生耳中。方雨亭寄信蒋方震，对他表示支持。方先生对蒋方震在求是书院的情况有所了解，所以对蒋方震的处境十分同情，对他的决定非常理解。他在信中表示要每年资助蒋方震100元。可惜的是，蒋方震到日本后不久，方雨亭就因病去世了，使蒋方震痛悼不已。

母亲杨镇和坚决支持儿子的选择，默默地为儿子打点好行装，设法筹措了一点旅费，勉励他出国留学。

蒋方震是个出了名的孝子，临别时流泪涟涟，不忍离去，倒是母亲安慰他说：“行矣，吾不以流俗人望汝，亦不以流俗人自待。汝夙孤露，能奋自树立，乃所以为孝也。”

蒋方震与母亲洒泪而别，踏上了坎坷不平的人生旅途。此去关山万里，远隔重洋，不知何时才能再见慈母之面。

蒋方震先到杭州，与同学蒋尊簋和董鸿祎会齐，一同到达上海。蒋尊簋幸运地得到了浙江省官派留学资格，蒋方震和董鸿祎都是自费。他们在上海见到了蒋尊簋的父亲蒋观云，蒋观云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嘱他们到日本后拜见梁，让梁在学习和生活方面对他们加以关照。

1901年农历四月的一天，蒋方震一行登上了前往日本的轮船。他们乘三等舱，船票14块大洋。

船出吴淞口，直往东行，不久即来到浩瀚无边的大洋之上。蒋方震的老家虽离海不远，但放洋远行，他还是平生第一遭。他和蒋尊簋、董鸿祎站在甲板上，极目远眺，但见水天一色，浩淼无边，心胸为之一阔。在蓝天碧水之间，舟如树叶，人如蝼蚁，显得何其渺小与无助。然而人又是最伟大的，因为人有思想，有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必将最终成为大自然的主宰。想到这些，蒋方震豪气勃发，精神大振。虽然中国目前已成积弱之势，受八国联军的侵略和欺侮而无可奈何，忍气吞声，赔款求和，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也许还得继续忍受列强的欺凌，然而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不会亡，对人类历史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中华文化不会消失。我辈莘莘学子远离故土，为的不就是寻求救国强国之道吗？我们是先行者，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列，这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船行二日，要在日本长崎港停泊。早晨8点钟左右，甲板上一片欢腾，长崎港已遥望可及。蒋方震举目远眺，但见群山耸立，海水环绕，风景十分秀丽，令人心驰神往。经过两天的舟车劳顿，再次见到陆地，确实叫人欣喜。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轮船停靠在了长崎港。日本方面派几位医生上船，检查旅客有无疾病，良久始毕。蒋方震一行乘小船上岸，到长崎的街市游览观光。初次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对一切都感到新鲜。长崎是一个港湾，不远处即是山脉，对面也有高山环抱，街市即沿山麓而建，楼阁参差，山水掩映，船帆往来，确是一处人间胜境。市面和房屋与中国相似，只是房子较矮小，因为大多数日本人身材相对矮小。

薄暮时分，轮船启锚开航，向另一个大港神户进发。两天之后，蒋方震一行在神户上岸。神户也是一个开放口岸，西式建筑较多，别有一番华丽的气派。他们在神户改乘火车，经一夜飞驰，于第二天早晨到达目的地东京。

从此，蒋方震在日本开始了为期六年的留学生涯。几十年后，蒋方震对《大公报》记者陈纪滢说：“当年我们出洋求学，花十四块洋钱从上海坐船到长崎。到了日本以后，整天价在刻苦钻研学术，真和现在一般跑外洋的留学生有些不同!我们是二毛子冒险到外国去，性质不同。”

当时北方的义和团把与洋人打交道的人呼为二毛子，人人可得而诛之，倾向变法维新的光绪帝、主持洋务运动数十年的李鸿章、专与洋人办交涉的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等，也被义和团列入可杀者之列。义和团提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龙即指光绪帝，虎即指奕劻和李鸿章。南方的情况虽然好一些，但一般民众对洋人洋物皆抱仇视心理，蒋方震自费出洋，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

1. 蒋智由：《有感》，周青云编注：《历代诗词曲精选》，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页。
2.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页。
3.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陈山榜：《张之洞劝学篇评注》，大连出版社1990年版，第99页。
4. 梁启超：《蒋母杨太夫人墓志铭》，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17页。
5. 纪滢：《与大公报记者之纵横谈》，大公报西安分馆编：《蒋百里先生抗战论文集》，大公报西安分馆1939年版，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