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巴尔扎克在都兰——法国中部一个物产丰饶的省份、带给拉伯雷欢快和开朗的家乡——出生了。1799年6月，这个日期值得我们一再提及，拿破仑——被他搅得动荡不安的世界还称他为“波拿巴特”——半是胜利者半是逃亡者地从埃及返回了法国。拿破仑在异国他乡的星辰照耀下、在作为证人的金字塔面前杀伐征战，然后又懒于把这项轰轰烈烈地开始的工程有始有终地完成，只搭乘一艘小船，略过纳尔逊埋伏在港湾里的那些轻型护卫舰，悄然回国。回到法国后没几天，拿破仑就召集来一批忠实的追随者，把桀骜不驯的国民公会一网打尽，把法兰西的统治权一把抓了过来。新世纪的人们脑海中再也没有那个小个子将军，再也没有那个来自科西嘉岛的冒险家了，人们只认得拿破仑——法兰西帝国的皇帝。这之后还有十至十五年——这正好是巴尔扎克的少年时代——拿破仑对权力如饥似渴的双手有力地掌握住了半个欧洲，他充满勃勃野心的梦想像搭上了雄鹰的翅膀，攫住了从东方到西方的整个世界。巴尔扎克回忆中最初的十六年和法兰西帝国的十六年恰好是合并到一起的。这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神奇、最诡异的时代，对于一个认真经历一切的巴尔扎克而言，这个时代里发生的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一个人早年的经历和命运不正是对他的内心和外在的投射吗？如果有一个人，他从湛蓝的地中海里的某座小海岛上来到繁华的大都市巴黎，没有朋友也没有事业，没有名望也没有头衔，突然凭借猛力，把暴力抓在手里；如果有一个人——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赤手空拳、仅凭一己之力就赢得了巴黎，然后又赢得了法兰西，最后甚至赢得了全世界——世界史里记载的这种冒险家的性格不是被文字的黑墨记录在传奇和逸事中，以令人难以相信的方式传授给巴尔扎克的，而是色彩纷呈地、通过巴尔扎克如饥似渴般敞开着的感官渗入他所经历的日常中。这些亲身经历带来的影响，势必让拿破仑成为巴尔扎克心目中的榜样。年轻的男孩巴尔扎克也许是看着那些拿破仑大军的公告学会识文辨字的。那些公告语气骄傲，措辞有力，以一种古罗马式的、慷慨激昂的形式，讲述着拿破仑在远方取得的胜利。巴尔扎克那少年的手指笨拙地在地图上描绘着拿破仑和将士们的行军路线。地图上的法兰西犹如一道水满外溢的河流，渐渐淹没了整个欧洲。

拿破仑的大军今天越过切尼山，明天横穿内华达山，跨过无数河流，前往德国，他们踏过冰雪覆盖的大地，前往俄罗斯，再渡过大海，最后来到直布罗陀海峡。英国人用燃烧的炮弹打得法军的浅水舰队熊熊燃烧。白天，士兵们还在大街上和少年巴尔扎克玩耍，他们的脸上刻着哥萨克人用马刀留下的疤痕；夜里，少年巴尔扎克却不时地被炮车开动的隆隆声惊醒——火炮车开往了奥地利，要在奥斯特里茨炸开俄罗斯骑兵马蹄下的冰层。

想必巴尔扎克青少年时代的全部渴望和梦想都化作了一个催他向上的名字，进而幻化为对这个人的思念和想象，那就是——拿破仑。巴黎壮观的大花园一直伸向世界，花园前面立起了一座高昂的凯旋门，被征服的半个世界的城市名字都镌刻在凯旋门上。而当外国军队后来也从这座高傲的拱门下开进巴黎城时，想必那种君临天下的感觉又会转变为一种怅然若失。

烽火连天的外部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变成了深印在少年巴尔扎克心底并难以忘怀的经历。他小小年纪就已经历了价值观的彻底变化，经历了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天翻地覆的巨变。他眼看着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时期发行的面值一百法郎或一千法郎的纸币——上面还盖着法兰西共和国的印章，转瞬就化为迎风飞舞的废纸。年轻的巴尔扎克手中滑过的金币上，时而刻着被枭首的国王肥胖的侧像，时而刻着象征自由的雅各宾党人的帽子，时而刻着执政者那罗马人般的面孔，时而刻着身穿皇帝礼服的拿破仑像。在一个变化如此剧烈的时代，道德、金钱、土地、法律、等级——千百年来限定在固定界限里面所有的所有——或是被渗透，或是被颠覆。

生活在这样一个随时发生着如此之多从未有人经历过的变动的大时代，巴尔扎克很早就意识到“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这个道理了。当少年巴尔扎克迷离的目光想为变幻莫测的世事找到一个象征的中心、想在汹涌翻腾的波涛之巅寻找一个能给他以指引的星座时，在变幻起伏的世事之中只有他——拿破仑，只有这个人在对外界发生影响，成百上千种波动和震荡都是由他而起。巴尔扎克也亲眼见证和亲身经历了拿破仑本人及其相关事件。巴尔扎克亲眼看到了拿破仑检阅部队，拿破仑被人群簇拥着，人群中有马麦卢克人吕斯当，有约瑟夫——拿破仑把西班牙赐给了他，有缪拉——拿破仑把西西里岛赐给了他，还有叛徒贝尔纳多特……及所有被拿破仑从他们往日的卑微渺小和籍籍无名中提拔出来，并有了今天光芒万丈的显赫地位之人。拿破仑为着他们而铸造王冠，夺取王国。

恍惚间，巴尔扎克的脑海中就显现出了拿破仑这个鲜明生动的肖像，他比历史上所有的英雄形象都更加雄伟，他是一位多么伟大的世界征服者啊。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亲眼看见一位世界征服者，不就意味着自己也应该梦想着做一个这样的世界征服者吗？与此同时，还有两位世界征服者蛰伏在另外两个地方——一位在哥尼斯堡，他使世界的动乱和混沌消弭于某种秩序中，另一位在魏玛，他作为一个诗人所拥有的世界并不比拿破仑靠军队拥有的东西贫乏——但是对少年巴尔扎克而言，他们两位现在看来还过于遥远，他们的魄力还无法让巴尔扎克切实地感受到。只想占据全部而不满足于局部，总是不知疲倦地追求以获得整个世界——这种强烈的激情和冲动、这种狂热无比的勃勃野心，首先来自拿破仑对少年巴尔扎克的榜样作用。

初时巴尔扎克对自己未来从事什么职业一直下不了决心，虽然拥有了强大无比的、想要征服世界的意志，但年少的巴尔扎克还不可能一下就清楚地知道自己以后该走的道路。也许他早两年出生的话很可能作为一名十八岁的青年加入拿破仑大军的行列中，也许还会在贝拉里昂丝向被英国人用霰弹扫射的高地冲锋。然而历史往往不喜欢重现，被拿破仑时代挟裹着疾风暴雨天气而来的，是使人萎靡不振、恹恹困顿的、死水一滩的无力夏天。在路易十八的治理下，佩刀变成作为装饰的佩剑，曾经的赳赳武夫摇身变成了内廷的佞臣，政治家们也沦为阿谀逢迎的能手。他们不再拥有实干者的拳头，女人用柔软的素手送出恩宠和赏赐，权高位重完全来自偶然的收获。公众的生活开始平淡无奇，甚至逐渐消亡；时政事件的波涛汹涌不复往昔，直至汇入一潭死水。单凭武器不再能轻易地征服世界，拿破仑的名字对个别人是榜样，对更多人却是震慑，那么就只剩下从事艺术行业这一条路了。于是巴尔扎克开始尝试写作，但他和别人不同，他写作不是为了谋生，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为了把自己的作品装满一个书架，让它们成为街谈巷议者的谈资；他所渴求的，不是得到文学世界中一根元帅的权杖，而是摘取那顶属于皇帝的皇冠。

巴尔扎克在一间斗室里开始了自己的写作。他用的是笔名，大概是想先试试自己的写作能力。巴尔扎克先创作了几部长篇小说，是的，这些并不是正式的战役，而只是战争游戏、只是演习，他对这几部长篇小说取得的成功并不满意，对轻而易举就获得的战绩并不满足，他暂时扔掉自己手头的书稿，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去从事其他职业，比如在一位公证人的办公室里做文书工作。在这期间，他把目光深入到大千世界的内部，观察着，审视着，享受着，然后，再一次开始写作。

再次开始写作的巴尔扎克是怀着宏伟志向的，他旨在全局，他以巨大的、走火入魔般狂热的贪欲，毫不在意并摒弃那些渺小个体、个别现象，一心只想抓取处于强烈波动中的盘旋之物，只想窥探出原始本能驱动下神秘齿轮的运转轨迹。他要从世间万物组成的混浊的劣酒中提炼出属于他的纯净元素，他要从那一团乱麻似的数字中求出最后的结果，他要从喧嚣扰攘的无边噪声中寻一丝和声，他要从千姿百态的人生中萃取出精华，再把这个属于他的新的世界挤进蒸馏瓶里保存下来——简而言之，他是要再创造一个新世界——这就是他写作的目的。当然，在他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丰富多彩的人生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丢弃，要想把无限之物化作有限之物，把人力无法企及之物变成所能办到之物，只有一个过程，那就是萃取、压缩、凝练。

巴尔扎克把他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将各种人物形象挤在一起中去，他要先经过仔细的筛选，剔除那些并非事物本质的东西，只把纯净的、有价值的形体保留下来，让它们通过筛子进入他的蒸馏瓶中。分散的、个别的形体们在巴尔扎克火热的双手中得到挤压和凝练，它们呈现出一种壮观的、千姿百态的形式，然后再被放进一个生动具体的、一目了然的形象体系中，这个过程正如林奈把数以亿计的植物分门别类地做成一览表，又像化学家把难以胜数的化学成分分解成化学元素——这，正是巴尔扎克要征服文学世界的野心。巴尔扎克先使这个世界得以简化，然后对其加以统治，再把已经被他驯服的世界压缩到如同《人间喜剧》一般气势宏大的蒸馏瓶里。通过这一系列蒸馏过程后，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就永远是典型的存在，永远是对一部分人类的概括。巴尔扎克身上具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艺术意志，能把那些被他概括出来的典型人物身上一切多余的、不重要的东西全部摒除。巴尔扎克仿佛对他们实行了一种集中式行政制度，把中央集权式的行政管理方法推行到了他的文学作品及塑造的人物中去。

和拿破仑一样，巴尔扎克把法兰西作为世界的范围，把巴黎作为世界的中心。他在巴黎的圈子中又画出了若干圈子，有贵族圈子、神职人员圈子、工人圈子、诗人圈子、艺术家圈子和学者圈子。他用五十个贵族沙龙创造了一个德·卡迪昂公爵夫人的沙龙；用上百个银行家塑造出特·纽沁根男爵；用所有的放高利贷者塑造出高普赛克；用所有的医生塑造出贝纳西。巴尔扎克让这些形形色色性格迥异的人之间建立起一种非常紧密的联系，彼此频繁接触并产生激烈地斗争。

生活创造出千百种游戏方式，巴尔扎克只创造出一种。他的世界中没有混合的类型，他的世界远比现实世界贫乏，但比现实世界紧凑。因为他的人物都是提炼出来的形象，他的激情全是纯净的元素，他的悲剧都是凝练的产品。和拿破仑一样，巴尔扎克的作品也从征服巴黎开始，接着再夺取一个个外省——在某种意义上，每个地区都派遣自己的发言人来到巴尔扎克创造的议会里，然后巴尔扎克就像百战百胜的拿破仑把他的军队投向其他国家那样大举进攻，一会儿把他的人马派到挪威海湾，一会儿把他们派到西班牙烈日曝晒的平原上，一会儿派到埃及火焰赤红的苍穹下，一会儿又派到冰天雪地的别列津纳河的大桥边——把他们派到所有能派到的地方去。巴尔扎克征服世界的意志比他的伟大楷模拿破仑更强烈。

跟榜样拿破仑在两次征战间会稍事休息，创作他著名的《民法法典》一样——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征服世界之余也稍事休息，写出了一部《爱情婚姻的道德法典》。这是一部纲领性的论著，在用环绕世界的鸿篇巨制组成的画布上，俏皮地用忘情恣肆的《都兰趣话》描绘出一幅阿拉伯式的图案。他从极端阴霾的苦难中、从农家小草屋走到圣·日耳曼区的豪华宫殿，闯入拿破仑的内室，他拆除所到之处的所有墙壁，随之为层层封闭的密室揭开秘密。他在布列塔尼的帐篷里和士兵们一起休憩，在交易所投机赌博，在剧院的布景后面窥视，审视学者的工作……几乎没有一个角落不为巴尔扎克笔端喷出的魔术般的火焰所照射到。

巴尔扎克的“大军”由两三千人组成：他们就是他凭空创造出的人物，他们就在巴尔扎克的手掌上长大成人。他们从无到有地被创造出来，来到世界上时赤条条一丝不挂，巴尔扎克为他们披上衣服，给予他们头衔和财富，再剥夺他们的头衔和财富，就像拿破仑对待他的元帅们那样，他和他们嬉戏，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巴尔扎克笔下的世界中发生的事件各式各样，数不胜数，这些事件的背景壮丽无比。就像拿破仑征服世界，只存在于现代历史中，那么，这种在《人间喜剧》里征服世界、双手紧握住这些被整体压缩的人生，也只存在于现代文学中。但是征服世界是巴尔扎克少年时代的梦想，早年的意图比什么都强劲有力，它一定会变成现实。巴尔扎克不是还明白无误地在拿破仑的塑像下写了这么一句话：“他用剑未竟的事业，我将用笔予以完成。”

巴尔扎克的主人公也都和他本人一样。大家都有强烈的征服世界的欲望，强烈的向心力把他们从外省、从他们的故乡，纷纷不断地抛向了巴黎。巴黎就是他们的战场。五万个年轻人，整整一支大军，如潮水般涌向巴黎，他们全都是初出茅庐、锋芒未露、纯洁无瑕的新锐力量，渴求在巴黎的大世界里一显身手。无数混沌未明的活力聚集在这里，在这狭窄的空间里互相冲撞，犹如炮弹般地毁灭自己，促使自己奋发向上，互相拖拽着一齐跌进深渊。谁也没有预先保留的席位，每个人都必须要占领演说家的讲台，把那叫作“青春”的金属锻造成一种武器——这种金属坚硬而柔韧，就像钢铁一样。他们把精力全部集中起来，变成一堆疯狂无比的炸药。这场文明内部的斗争，不见得比拿破仑在战场上的厮杀稍有逊色。巴尔扎克的骄傲在于，他证明了这一点，作为第一人，他向浪漫派的作家们高呼：“我的市民阶层的悲剧比你们的悲剧更具悲剧性！”

巴尔扎克书中的这些年轻人在大时代里首先学到的便是冷酷无情的生存法则。他们知道，他们的人数太多了，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像罐子里的蜘蛛一样互相吞噬——这幅图像属于伏脱冷，巴尔扎克笔下的宠儿。他们必须把他们用“青春”锻造出来的武器再放到“经验”那如火如荼的毒汁里去淬火，只有幸存者才是正确的。他们从32个风向涌来，犹如“法兰西大军”里的无套裤汉在前来巴黎的路上磨穿了脚上的鞋，大道上的滚滚烟尘沾满了他们的衣裳。他们的喉咙干得冒火，急切地渴望得到享受。在时髦、财富和权力聚集的魔术般的全新天地里，他们惊喜地环顾四周，感到为了占领这些宫殿、女人和权力，他们随身带来的那些可笑的东西全都毫无价值。为了使他们的才能在这个全新天地里展现出来，他们必须有所转变——把青春活力转变为死磕到底，把聪明智慧转变为阴谋诡计，把可亲信任转变为虚情假意，把美丽心灵转变为丑恶勾当，把勇于冒险转变为阴险狡猾。

因为巴尔扎克笔下的主人公们的性格都表现为欲壑难填，他们渴望全面的占有。他们大都有着同样的冒险经历：一辆轻快的双人马车从主人公们的身旁绝尘而去，车轮溅了他们一身泥水，车夫轻松地挥舞着马鞭，车内坐着一位年轻迷人的女子，她头发上戴的首饰在阳光照射下闪烁着扑朔迷离的光彩。女子对主人公们只留下回眸一瞥，马车便飞速闪过。她是那么的迷人，姿容秀丽，她是享乐的象征。巴尔扎克所有的主人公此时此刻只有一个心愿：这个美丽的女人，这辆轻快的马车，这些忠实的仆人，所有这些财富，巴黎和整个世界，全都应该为我所有！

作为榜样的拿破仑体现出的是：即便自己出身极其寒微，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不择手段得到全部。好吧，这个榜样可以说是毁了这些年轻的主人公，他们可不像自己的父辈，在外省为了一片葡萄园或是一笔遗产争来打去，他们争夺的是象征，是权力，是青云直上的机遇，目的只有一个：一举进入那闪耀着享乐之光的上等圈子。在那个圈子里，王国的百合花太阳是那样的光彩夺目，如流水般而来的金钱将从指缝中毫不留恋地流过，就这样，他们变成了巴尔扎克笔下那些野心勃勃的显赫人物，巴尔扎克赋予他们更加强健的身体、更加雄辩的口才、更加激烈的欲望，尽管他们的人生历程也发展得更为迅速，但却比普通人过得更加有声有色。生命不要长，而要好。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奋斗将梦想照进现实的人，正如巴尔扎克所说的，是些“在物质生活中写作诗歌的诗人”。

主人公们向上层圈子发起进攻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为少数天才开启的特殊道路，另一条路则面向普通人。为了实现光彩夺目的权力梦想，他们必须得找到一种适合自己奋斗的方式，或者通过学习别人的方式和方法来取得成功。巴尔扎克笔下了不起的宠儿形象——无政府主义者伏脱冷这样传授自己的方式：“你得像颗杀伤力极大的炮弹，射到那些阻止你达到目标的人堆里去，要不就像瘟疫似的，蔫不唧儿地把他们统统毒死。”

巴尔扎克自己的创作起步于拉丁区的一间斗室，他的主人公们——来自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原型也在这里聚首了。学医的大学生德斯普兰、到处钻营的拉斯蒂涅、哲学家路易·朗贝尔、画家布利朵、新闻记者吕邦普莱——这是一群年轻人，他们是还未定型的元素，展现出了尚未充分发育的纯粹性格。本来他们的整个人生都应该围绕着伏盖公寓这个传奇般的寄宿地的一张餐桌来展开。但很快，这些年轻人被巴尔扎克投进了巨型的人生蒸馏瓶中，经过各种激情的几番炽热烧烤，又经历诸般失望，而后冷却、凝固、冰冻、麻木，屈服于社会生活和自然事件形形色色的影响，经过机械性的反复摩擦、磁铁般的无敌吸力、化学般的不可抗腐蚀、分子的无休止分解，这些人都得到了彻底的改造，失去了他们原来真实的本质。名叫“巴黎”的可怕酸液把这批人纷纷地溶解，先慢慢腐蚀他们，再把他们毫不留情地排泄掉，让他们从这里彻底消失；而对另一拨人则完全不同，“巴黎”使之结晶，浴火提炼，坚若磐石。

所有的染色、变化和凝聚作用全都作用于这些人的身上，摩擦与吸力等那些元素与被加工的原料使他们形成了一种新的复合物。十年后，这些经过各种改造依然残存下来的人们，带着预言者胜利的微笑站在人生舞台的高处互相问候。德斯普兰已是一代名医，拉斯蒂涅进入了上层社会，布利朵成了伟大的画家，而路易·朗贝尔和吕邦普莱则被命运的飞轮攫住并碾成粉末。

巴尔扎克并不是漫无目的地喜欢科学，或浮光掠影地研读居维叶和拉瓦锡的著作的。在多种多样的化学活动过程中，在复合物简化为原子的过程中，巴尔扎克认为亲和、吸引、排斥、分解、排泄比任何活动都能更好地反映社会组合的图像。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由气候、环境、习俗等突发事件和命运共同作用而组成的，他们是由被命运决定的、能触及他们的各种事件的化学作用所形成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在某种气氛中汲取到属于他的本性，而这是为了便于他们经过加工后再释放出一股新的气氛——这种经由内心世界和周围世界共同作用所产生的无所不包的制约性，是巴尔扎克笔下世界的公理。在社会的本质上，这些有机物在无机物上留下的印迹、这种生动活泼的东西在抽象的东西上留下的痕迹、这种精神上暂时拥有的积累物，把整个时代塑造的产品一一记录下来。

在巴尔扎克看来，记录这些提炼过程似乎是艺术家最崇高的任务。所有的东西都在互相渗透，任何力量都游走不定，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一股力量是自由或独立的。这种毫无限制的相对性对所有的延续性——即便是性格的延续性，都给予了否定。巴尔扎克总是通过各种事情使他笔下的人物逐渐形成，就像把陶土放在命运的手里使其塑造成形一样。

巴尔扎克的主人公们的姓名并非一成不变的，像上述过程一样，其中也包括一种转变。德·拉斯蒂涅男爵和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们出现在二十部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中。我们以为在作品中早就认识他了——在大街上或者是沙龙里或者是报纸上认识他——这是一个肆无忌惮的、如雷贯耳的人物，这位冷酷无情残忍至极在巴黎极尽所能钻营者的典型，像鳗鱼一样滑过各个隐蔽的法律角落，出神入化地表现了一种腐化堕落的社会中所信奉的道德感。但是请看看另一本书，那本书中也有一位拉斯蒂涅，他是位来自外省的年轻贫穷的贵族，父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送到巴黎，对他寄予厚望，却不能在金钱和物质上资助他。他是个性格温柔随和、谦虚谨慎、多愁善感的年轻人。这本书又告诉了我们，拉斯蒂涅如何沦落到这家名叫伏盖的公寓里，落入那口重塑人物命运的女巫之锅中。

巴尔扎克创作出了一种简化缩短的天才表现方法，他在四面裱糊得很难看的墙壁里包容了丰富多彩的人生、变化万千的气质和性格。在这里，拉斯蒂涅看到了那个无人问津的“李尔王”高里奥老头的悲剧，看到了圣·日耳曼区穿得珠光宝气的公主们如何贪得无厌地向年迈的父亲欺骗和索取，看到了一切社会上的无耻下流都融在一出悲剧里。后来拉斯蒂涅和一个仆人还有一个侍女一起，帮这位心地善良得过分的老人入土为安，他站在拉雪兹公墓的山坡上，在满腔怒火就要喷薄而出的时刻，看着眼前的巴黎昏黄暗淡，污浊不堪，犹如一片无可挽回的重度溃疡。此时此刻，拉斯蒂涅明白了人生中的所有智慧。就在这时，那个逃跑的囚徒伏脱冷无情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高老头的悲惨遭遇给了他一个教训：对待别人得像对待拉邮车的马匹一样，狠狠地驱赶它们，让它们在车子前面用尽全力地拉车，到达目的地以后就让它们倒地身亡。在这一瞬间，他就变成了另外几本书里的拉斯蒂涅男爵——那个冷酷无情残忍至极的钻营者、巴黎贵族院的议员。

所有身在巴黎的主人公们都经历了拉斯蒂涅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这一瞬间。他们所有人都变成了这场生存混战中的战士，每个人都在冲锋向前，踩过倒下者的尸体就能成就自己。巴尔扎克指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鲁比孔、自己的滑铁卢。同一帮人在宫殿、在茅舍、在小酒馆里进行着殊死的搏斗，在破烂不堪的衣服下面，神父们、医生们、士兵们、律师们显露出同样的欲望——那个无政府主义者伏脱冷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扮演过各式各样的角色，在巴尔扎克不同的著作里出现，可他一直是同一个人，他是有意识地在做同一个人。

在现代生活人人半斤八两的表面下，暗流涌动的斗争在看不见的地下继续进行。内在的勃勃野心正和外表上的一律平等进行着顽强的对抗。既然每个人都有权利各凭本事地获得一切，那么人际关系便紧张了十倍。社会生活发展的可能性日益缩小，人的野心和干劲在生活中却成倍增长。

人们的干劲和彼此间进行的这种杀气腾腾且自我摧残的斗争深深地刺激了巴尔扎克。这些人的干劲指向同一个目的，表现为有意识的人生意志，这种人生意志也便是巴尔扎克的激情。对巴尔扎克而言，这种干劲是好的还是恶的、是效果卓著还是浪费生命全都无所谓，只要够剧烈就行。强烈的意志便是一切，因为这种意志是人的秉性，成功和荣誉这些表面的东西什么也不是，完全是由偶然事件决定的。

在巴尔扎克看来，如果一个小偷惶恐不安地把一个面包塞在袖子里，这种只会偷盗具体事物的小贼十分无聊，而那个大贼或者说职业盗贼，他是出于激情进行盗窃，并非仅仅为了获取偷盗的利益和结果。这种盗贼拥有将“整个人生据为己有”的眼光和境界，这种盗贼是了不起的盗贼。对巴尔扎克而言，测量各种效果、论证各种事实是历史学的任务，而揭示各种事物本质、各种强度，显然是诗人的任务。

达不到目的的力量是悲剧性的，因此巴尔扎克很爱描写被遗忘的英雄，对他而言，每个时代并不是只有一个拿破仑，也并不只是有历史学家笔下描画的那个拿破仑的形象，除了在1796—1815年征服世界的那个拿破仑，巴尔扎克还认识四五个拿破仑。其中之一也许阵亡在马伦哥战役的战场上，他的名字是德赛；第二个也许被真正的拿破仑派到埃及远征去了，离开了众多的伟大事件；第三个也许经历了异常惨烈的悲剧：他是拿破仑，可是他从未上过战场，而是不得不被埋没在某个外省的小地方，未能到战场上去叱咤风云一番，不过他的精力都耗费在了那些渺小的事情上面。

巴尔扎克也在作品中提到一些女人，她们若是在赤字王后统治下，凭着曲意委身和美艳面貌也许会享有盛名，她们的名字也许会像蓬巴杜夫人或者狄亚娜·德·波阿济哀夫人的名字一样响亮。当巴尔扎克谈到那些终生潦倒、颠沛流离的诗人们时，荣光和名誉总是与他们的姓名擦肩而过，巴尔扎克得把荣誉在作品中赠送给他们。巴尔扎克意识到，每个人的一生中的任何瞬间都可能有令人惊异的精力或干劲因为发挥不出来而白白浪费。他认为，当多愁善感的外省姑娘欧也妮·葛朗台在他悭吝成性的父亲面前抖抖索索地把钱包交给表弟的那一瞬间所表现出来的勇气绝不亚于圣女贞德——后者的大理石塑像在法国每座城市的中心广场上熠熠生辉。

然而已经取得的文学上的成功并未使巴尔扎克这位明察秋毫的作家目眩神迷，也不会使他轻易被蒙蔽。他记述过无数人奋斗的辉煌业绩，他对作为社会催化剂的那些脂粉、混合物进行过深入细致的化学分解。巴尔扎克的眼睛对这些洞若观火，他只需要冷静地找出干劲的所在，在成千上万胡乱堆砌的事实中他总是能一眼就看到鲜活的紧张状态。在别列津纳桥上，人马挤成一团，拿破仑大军的残部争先恐后地想要挤上桥去到对岸，所有人都为了活下去绝望地拼命。卑劣的行径和英勇的行为重复上演的场面被压缩在一秒之内，巴尔扎克从中抓取了真正的、最伟大的英雄：那四十名架桥的士兵，他们是谁已经无人知晓，他们在整整三天的时间里站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架设那座通往生命之路的浮桥，湍急奔流的河水里夹杂着冰块，水深没及胸部，靠着这座“浮桥”，拿破仑大军近一半将士得以脱离险境。

巴尔扎克知道，在巴黎，被华丽的窗帘掩住的玻璃窗后面时刻在上演着悲剧，其惨烈程度不亚于朱丽叶之死、华伦斯坦的结局、李尔王的绝望。巴尔扎克一再骄傲地重复这句结论：“我的描写市民阶层的长篇小说，比你们的悲剧更富悲剧色彩。”他将浪漫主义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中：穿着市民服装的伏脱冷并不见得比巴黎圣母院里那个身上挂满铃铛的敲钟人加西莫多有所逊色；巴尔扎克笔下那些拼命钻营的人物的灵魂深处危峰兀立，怪石嶙峋，他们胸中激情和贪欲编织的丛林纵横交错，其让人恐惧不安的程度未必逊色于《冰岛魔王》中恐怖的山洞。

巴尔扎克并没有躲在高高的帷幕背后笑看风云，他不是在远远地眺望历史事件或隔空欣赏异国情调之中寻找宏伟壮观，而是在一种自成一体的、独立而完整的感情变得与日俱增、愈发醇厚浓烈的过程中，寻找一种凝练的感情转向异常与众不同之处的细微变化。巴尔扎克意识到，只有凝成的一个整体不曾被打破时，某一种感情才是有意义的。一个人只有集中精力，全神贯注于一个目标，不为其他欲念和诱惑所分散心神或挥霍精力，他才会变得强大。只有当一个人用所有的激情和干劲把那些可能分散到其他感情上所用的养分都吸收到自己身上，甚至靠掠夺或打破常规的行为使自己强壮起来，他才会更加强大。就像一根树枝原本承载着多倍枝叶的分量，只有把它孪生兄弟般的枝条全都砍伐掉或者压抑它们的生长，这根树枝才能枝繁叶茂。

巴尔扎克描写的正是类似这根树枝的激情偏执狂，这种偏执狂只会以唯一的象征理解世界，他们会在散乱如麻、纠缠不清、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确认唯一的一种定义。这种“激情的机械学”是巴尔扎克唯物论的基本公理：他相信每一个个体都有同样多的力量可以耗费——不论是把这些意志的渴求浪费在某些幻想上，还是在成百上千种激情中缓缓地消耗完它的精力，或者是把精力非常节约地保存着，以用于激烈突发的狂喜，或者是在爆裂燃烧的爆炸中耗尽最后一丝生命的火焰。有的人的生命很短暂，但他的生活未必是单一的；有的人始终如一地生活，但未必就活得不多姿多彩。

这种偏执狂对于一部只描写典型人物、只保留纯净元素的作品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巴尔扎克对不温不火的人毫无兴趣，只有那些把全部神经、全部肌肉、全部思想都系于某种人生幻想并对这种幻想的坚持始终如一的人，他才感兴趣。不论这种幻想是爱情还是艺术；是贪婪还是献身；是勇敢还是懒惰；是政治还是友谊……他们心系于哪种象征都行，但必须全心全意、全情投入。他们是一种激情式的人物，一种自创宗教并对其深信不疑、执着追求的狂热分子，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心无旁骛，追求过程中绝不左顾右盼。他们相互之间说的是不同的语言，是彼此都无法理解的自成一派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