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祖父记

大地册页:一个农民父亲的生存档案 作者:杜怀超 著


我还是先从祖父的故事说起。

战乱。土匪。瘟疫。荒年。流离失所的日子。如果把这些旧图景置于一个十四岁少年的肩上,我是不能够想象其中的沉重与艰辛。在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日子,家就是那只年久失修、毫无抵御风浪能力的木船。这样的木船,载着六口人的性命,在兵荒马乱、土匪横行的岁月里熬过漫漫长夜,无疑是在经历生死的考验。这是在刀尖上讨生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是“疯狂”的,城乡被各种运动的阴影所笼罩。不安与恐惧,是当时每个人的精神状态。批斗、族斗,加上土匪的出没,每个人都处在癫狂与崩溃的边缘。也许说生活是千疮百孔的,过于严重,至少说是滴着血、裸露着森森白骨的。因为,新中国的根基本身就建立在历史的废墟上。这片大地上的战争,以及接踵而来的运动,使得社会伤痕累累,到处是颓废衰败的景致,唯一亢奋的就是斗争,“走资派”“大字报”“右派”“三反五反”等新生词语流窜在城乡之间,随时会把人裹挟进去。

以伤养伤,以血换血,也许这是当时的人们对抗生活、延续生命的唯一方式。是的,对于生活或者社会,处在民间底层,你是没有任何抗争与申辩的机会。顺从与忍受,是生活教会人遵从的唯一法则。父亲的身上,有着祖父的血性。十四岁的父亲在那声枪响之后,毅然决然地走向社会,走向生活舞台。以至于在动荡的日子之后,父亲空有一身力气和简朴的思想,仍是无法应对以后纷繁复杂的人世间,这就是宿命。

父亲在晚年的回忆中,有过后悔。他尝尽门楣无字的悲苦。人生岔路口,父亲不是没有机会改变命运的。只是他在那生活的面孔前,看到的是残酷的现实,活着,活下去。这是当时唯一的念头。他错误地认为,活着就是生活的全部。这样的念头在生活中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就是在荒年里全家人在村里人口因饥饿严重减员的情况下,依然都活着,不至于饿死荒野或者村口。这也是父亲在晚年回忆里不断重复的骄傲资本。当然,这样的资本也只能是一个人的回忆,众多的亲人们已经在岁月的风尘中将其忘却,无人念及。

祖父祖母曾给过父亲改变命运的机会。农村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就是读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的观念,在乡村的世界中,至少被上升到祖坟上空青烟的神性高度。一个读书人的家庭,蔓延出的是不可名状的强大气场,有着在黑夜里照亮前方道路的灯塔之光。可是父亲没有建筑起自己的灯塔。按照家族排行,父亲居二。当祖父把念书的机会越过大伯父给了他,他竟然畏惧于读书。我猜测当初祖父的想法是,大伯父留下来种地,支撑家,因为大伯父先天身体瘦弱,不是念书的料;父亲身体健壮得很,可以应付读书的苦。种地与读书,两者皆而有之,对家庭来说,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策略。当然,这是祖父对于家庭未来的设计。乡村生活的艰辛,总是教会人学会以一种牺牲为代价,获得另一种希望。

据父亲后来的叙述,实在是滑稽与荒唐。开学时父亲背着奶奶缝制的碎片化书包上学。第一天就被体罚回家。准确地说是恐吓回来。体罚是现代名词,在那个年代,私塾老师用戒尺惩罚学生,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学生送到私塾先生手中,就是要接受教育,身体与心灵的教育。乡村尊师重教的习俗,尤其严重。他们把知识分子看得近似于神像。对知识的敬畏使得他们盲从于私塾先生。请客喝酒,私塾老先生总是要安排坐在上席。其实那天私塾先生惩罚的并不是父亲,而是另外一位同学。父亲看到私塾先生用戒尺敲打学生的手掌,那种疼痛成了他辍学回家的理由,于是受到惊吓的他,背起书包,胆战心惊地跑回了家。他说要是那戒尺打在他手心,他可受不了。父亲止步于私塾先生的戒尺,死活不肯上学。结果是伯父顶替去上学。只进半天学堂的父亲,上学之路就这样夭折了。这一夭折,就是人生某个篇章的缺失,生命走上另一条道路。父亲哪里知道,这样的肉体疼痛,在以后的生活河流里,化作万顷波涛,那排山倒海的伤痛,曾置他于崩溃的边缘。他哪里知道,比戒尺更加疼痛的生活之路,在隐蔽中铺展开,那种撕裂的疼痛是无法发出呼喊的哀号。

我在审视父亲的过去时,有必要说说我的祖父。祖父的社会身份是粮站站长。这与“粮”字有关的部门,充满着多大的诱惑和风险。对于粮食的记忆我和父亲都是亲历者。曾经,我们把从田里辛苦收割来的粮食,在太平车的装载下,运到乡粮管所,上交国家。这些粮食,已经与国家的名义牵扯一起,那些麦子、稻子瞬间就有了衡量不出的重量,以至于父亲和我都不敢怠慢。这要是有差错,就是对国家的坑害。父亲对公家总是充满着敬畏,在集市上或者一些公共场所看到那些所谓的公家人,总要越过许多肩膀仰望。父亲与公家人的对话,始终处于过街老鼠的境地,胆小、恐惧和无尽的卑微。他每次站在公家的面前,都是一副崩溃、坍塌和四顾茫然的状态。一个没有话语权的大地劳作者,内心是有多么的不安和惊悸。社会或者自然的任何风雨,都有可能淹没他。纵观父亲这一生,最具有话语权和决定权的唯一的对象,就是土地。在农历里,啥时耕种、播种、锄草、收割等农事,父亲是具有不可或缺的发言权的。在村里,种庄稼最好的莫过于父亲了。粮食亩产量总是遥居第一。他对泥土与庄稼的情感之深,超过对他自己的生命。这是父亲一生唯一引以为豪的事。

我和父亲每次去粮管所,总是像觐见一般,说好话,敬香烟,赔笑脸。唯恐一不小心,公家不要我们的粮食。或者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你的粮食扣留在粮站,继续晒上几个太阳。“水分大”这样的借口,我们是无力反驳的。父亲对其他的事也许有偏差,在对待粮食上绝对保持神圣与敬畏感的。每次上交粮食,直到从他的嘴里发出“咯嘣咯嘣”的声响,父亲才把粮食送过去。当然,我们还惧怕公家人手下的那台磅秤,对于磅秤上那些神秘的数字,父亲总有种无奈的恐惧感。知识的匮乏,使得磅秤上的斤两,无法被他窥知与读懂。既然无力挣扎,就只能任由人家宰割。

父亲说,要是你祖父活着就好了。是啊,祖父在,又是粮站站长,谁会为难我们?我再次回首审视父亲读书的问题时,想必大家会明白些什么。那时我们家是有背景的,或者说家庭还是很殷实的。这就是当时所谓的成分高。贫穷的人,号称穷苦人家出身,又红又专,政治上是清白的。而家境殷实的人家,总是要盖上一顶帽子,地主或者资产阶级。特别是地主家庭的划分,只要你家曾经请过人帮忙或者雇过人干活,就可以给你一顶地主家庭的高帽,接着遭到人民的批斗与倒算。我一度怀疑父亲不去忍受读书的苦,会不会与此有关?当时杜姓、唐姓家族在我们当地是有声望的,流传着“唐家瓦房,杜家楼”的说法,显赫一时。当然,谁也没想到,随着一声寒冷的枪声,一切化为齑粉。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祖父,哪怕一点影像资料。我对他的理解多是从大人们的嘴中模糊得知的。大脑中储存更多的是我祖母,一个小脚的女人。后来在一次夏季纳凉的晚上,我再次确定,她是位大户人家的闺秀。谁能相信,就是那样平常的夜晚,我那从惶惑不安的岁月中一路走来的祖母,居然为我哼出“云淡风轻近午天”的古诗句。那时我刚上小学,祖母手摇着蒲扇,眼睛微闭,或许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用古老的语言在我耳边浅吟低唱。在她的内心,始终恪守人间的善恶。特别是在晚年日薄西山的时分,在面对家门纷争、亲人成仇时,失去视力的祖母选择绝食,直至泪流满面地离去。

从祖母的光影里,我似乎看到了祖父的背影。外出做官,这是祖母的说法。确实,祖父那时在外地的一个县城粮站任站长,守护着国家的粮食。至于为什么祖父供职于外地县城,这个中缘由只有祖母知晓了。这是个充满着荣耀的肥差。八十年代的粮站,聚集着光环和油水,可谓名副其实地吃公家粮食的人。九十年代我考上学校办理粮油本,面对着绿色的粮油册,父亲抚摸了好一阵,嘴里喃喃,祖上老坟真的是冒青烟了。然而,祖父的这个肥差,不幸的是降大任于斯人也。时值“大跃进”运动的后期,帮派、家族、宗祠的纷争,再加上饥饿、自然灾害等因素,一时间,粮站已经成为生活战场的核心,多少双饥饿的、凶残的、贪婪的、悲哀的眼神投射到粮站。祖父和几个职工只有几把猎枪和铁质的武器,仅此而已。父亲曾说过,大饥荒时村里饿死不少人,有的人为了活命,吃树叶、草叶,甚至有毒的野草也不放过。那时,人们的眼睛是绿色的,发出死亡前的冷色调。

父亲从生活的泥潭中站出来的时候,是祖父倒在黑暗中的冷枪之后。祖父为了守护国家公粮,不幸中了土匪的暗枪。这个噩耗传到祖母耳边时,一家人处于天塌地陷之中。父亲排行老二,兄弟姐妹五人,不包括因疾病、难产夭折的两个弟弟。惊慌的是,祖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永远地消失,更不堪想象的是,原本沉重的生活,是祖父承担的,现在要落在祖母的肩上。恐慌与无助,笼罩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祖母是个大户人家的闺秀,过去女子的审美标准,主要是看脚,粗枝大叶般的脚,男人就是打光棍也是不会娶的。祖母的小脚,俗称三寸金莲,不夸张地说,那脚最多有四寸而已,过度地缠足已经使得骨骼严重变形。每次放学回来,祖母总要在村口等我,然后我们一起回家。那小脚踩在大地上,发出轻微的声响,却让人痛得揪心,似乎那蹒跚的脚步一步步走在我的心坎上。为此我抚摸过那三寸金莲,那是一种柔润光滑而又畸形泛黄的小脚,尖尖的,瘦瘦的,似一根骨刺,刺向我。当年,父亲站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对准黑暗中的沉默与喑哑,发出十四岁少年的声音:这个家我来撑吧。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这个家中,除了父亲,其他人都上过学,读过书。父亲却成了这个家庭之舟的船长。斯夜,灯光隐去,暗夜降临。众人睡去。

我对父亲在少年时分,就说出如此振聋发聩的话语是震惊的,特别是在我走进社会,开始命运之旅时是深有感触的。一个人在世间行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觉得父亲之所以如此豪言壮语,不能否认是受到祖父的影响。或者说父亲的身上流淌着祖父的血性。一个男人,就必须要支撑起门楣。父亲在回忆往事时,内心隐匿着伤痛。事实上后来撑起这个家的,还有我那三寸金莲的祖母。听父亲说,从不下地从不会农活的祖母,终于揭开了大地的一角,在农历与天气中寻求活命。这是父亲内心深处最惨痛的地方,想起祖母,总要唏嘘上一阵。

父亲多次在与我对话中说到他的编年史。十四岁撑起门楣,十七岁结婚,二十一岁自立门户。对此我深信怀疑,在青黄不接的岁月,如何填饱一家人的肚子,还有无法窥知来源的疾病、天灾。就是当下,一家人靠一个人的劳作或者工作,解决衣食住行,上学、看病,这也是破天荒的事情。这个门楣,究竟如何支撑起来的?

父亲说,祖父能做到的,相信他自己也一定可以。在父亲的男人世界里,祖父是父亲唯一的影子。他不知道,解读祖父,以及今后充满悲苦的人生,对于一个不识字的他来说,不是誓言可以抵挡与撑起的,哪怕是骨骼与血。这只能归于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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