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序3 我关心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

西部招妻 作者:马宏杰 著


序3 我关心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

马宏杰

一个人永远走不出童年的影响。我的摄影之路,最初是在寻觅儿时记忆里的环境和人。

我出生在那个全民饥荒刚刚结束的年代。家里没给我留下一张小时候的照片。我的父亲兄妹五人,他排行老四,是家里学习最好的孩子,本可以上大学,因为爷爷有病,为减轻家里负担,1958年7月,他中学毕业后就工作了。当时国家有政策,凡在工厂考上大学的人,一切上学费用由厂里承担。父亲打算边上班边学习,不承想赶上“大跃进”,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上大学的梦想,也就没有了。

父亲至今珍藏着自己结婚前的一张相片,相片里的他很文艺,是个美男子。刚上班那会儿,父亲认识了一个女孩。那女孩胆大,很喜欢他,经常主动找他搭讪。父亲也喜欢她,就是担心自家条件差,和女孩家不是门当户对。有一次,在女孩的宿舍,两人交谈到很晚,父亲准备回家时,女孩极力挽留,还把灯给关了。这举动的言外之意,父亲当然清楚,但他不知所措地说了句“这样不好吧”,就起身离开了。从此,女孩没再找过父亲。

父亲20岁时,通过亲戚介绍,认识了母亲。母亲生在农村,和父亲没什么共同语言。1962年,父亲和母亲结婚。母亲很高兴,她嫁给了一个有文化的城里人。

后来就有了我和弟弟。从我们记事起,父母就经常吵架甚至打架。父亲遇到问题喜欢讲道理,没文化的母亲偏不吃这一套。生活中这些琐碎又巨大的矛盾,就这样伴随着他们的一生。那个年代,离婚是很丢人的事,他们只能凑合着过下去。

父亲在洛阳玻璃厂工作。我还没上学时,他总带着我和弟弟上班。玻璃厂有三个门,有的门卫看他带着孩子,经常不让进,他就绕到别的门进去。时间久了,厂里的门卫都认识了这个带孩子上班的男人,在他进门时常说一句“要斗私批修呵”,来刺激他一下。

等我稍大一些后,父亲把我送到郊区的爷爷奶奶家。

爷爷走路时,腰是弯着的,那是接近90度的弯曲。我问父亲:“爷爷的腰是不是给地主做长工时累成这样的?”那个年代的电影里常有这样的情节。父亲说:“不是,爷爷年轻时家里穷,他用扁担挑着面粉去赶集,回家后把换来的麦子磨成面粉,再去赶集。每天挑着很重的担子赚钱生活,时间久了,腰就弯成这样了。”

爷爷家有两孔窑洞,一孔自己住,一孔给我大伯住。有天早上,奶奶盛好饭,让我坐在窑洞前的凳子上吃。当时院子里堆满了刚刚收获的玉米,爷爷对站在院子里的大儿子说:“宣立(我大伯的名字),你帮我把这些玉米扛到窑洞上的场里晒晒。”我大伯说了一句他没工夫,就走开了。爷爷开始自己装玉米。当爷爷背着一个大麻袋,身体弯成近90度,从正在吃饭的我面前走过时,那场景让我惊呆了。别人是用肩膀扛东西,爷爷是用腰扛东西,装着玉米棒子的大麻袋,像一座山压在他身上。

我放下饭碗,不作声地跟在爷爷身后。我知道他还要爬一个约30度、长近20米的土坡,才能把玉米运到我们住的窑洞上面。我跟在后面,看爷爷把麻袋放下了,我拉着他的手问:“为什么大伯不帮你把玉米扛上来?”爷爷笑笑说:“分家了,他地里有活干,顾不上了。”

奶奶虽然没有文化,却是一个聪慧善良的人。她住的窑洞只有一个门,为了屋里亮一些,就在门旁挖了扇窗,找了些胶布作遮挡,常会漏风漏雨,冬天还得用砖头再砌起来御寒。我问奶奶:“我爸爸就在玻璃厂上班,让他从厂里拿一块玻璃回来装上,不就可以了吗?”奶奶说:“孩子,我们马家人不能随便拿公家的东西,这和偷人家东西一样不道德。”我于是跟奶奶说:“等我上班后,第一个月挣的工资,就去给你买一块玻璃,装在窗户上,让太阳照进来。”那时我五六岁,在奶奶的窗户上装一块玻璃,成了我最大的愿望。

1972年春,奶奶去世了。那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没有实现对她的承诺。

同一年秋天,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的时候不是躺着的,父亲拿一床被子垫在他背后,爷爷就这样弯着腰,半坐在那儿,永远和我们告别了。

爷爷奶奶的墓地在焦枝铁路旁。每次坐火车路过那里,我都会到窗口去看望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墓地周围盖起了楼房。现在我坐火车路过时,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墓地了。

我小时候非常调皮胆大,经常带着小伙伴们上房掏鸟蛋,下河抓鱼虾。有一次我爬上玻璃厂30米高的烟囱,被母亲发现。我坐在烟囱上,远远看见她往这边跑,立马下来,溜得不见踪影。为此,我没少挨父亲揍。父亲的教育方式很传统,“棍棒之下出孝子”“头悬梁锥刺骨”之类的话,他没少跟我讲。

我的一个小学老师经常来我家做家访,她每来一次,我都得挨父亲一次揍。班上还有一个跟我家一样穷的孩子,他也经常因为老师家访挨揍。那会儿,学校没有少先队,只有“红小兵”。除了我俩,班上其他同学都是“红小兵”。

1976年夏,我们小学毕业了。开完毕业典礼,老师把我和那个孩子叫到办公室:“我宣布,你们俩从今天起是‘红小兵’了。”当时学校里已经没有别人了,所以至今也只有三个人知道,我们俩也是“红小兵”。就这样,我小学毕业了。

我的中学老师里,有一位教英语的印尼华侨。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要求男同学一律穿白衬衣、蓝裤子。那时候社会上流行“的确良”布料,很多同学都用这种布料做了白衬衣。父亲为省钱,用农村织的粗白布给我做了件衬衣,还用漂白粉漂白了。

这位华侨老师看到全班就我一个人穿了这样一件白衬衣,在冷嘲热讽后居然踢了我一脚,让我站在队伍的最后面。那一刻,我心理上受到了巨大打击,处于叛逆期的我,甚至想冲上去揍他一顿。

从那以后,我有了退学的想法。最后还是班主任谢老师做我父亲的工作,我才上完中学。

1983年,我中学毕业后,在玻璃厂的待业中心打工。当时有个朋友喜欢摄影,花700多块钱买了一台理光5相机,那时候我常和他骑车去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庙拍照。那年代不称“摄影”称“照相”,大家把照相馆的师傅也称为“照相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用借来的相机拍出的。

1984年,我也花700多块钱,买了一台玛米亚单反相机,开始自己冲洗照片,在报刊上发表更多作品。1989年,因为没钱结婚,我把这台相机卖了。结婚两年后,我又买了人生中第二台相机:美能达700。

起初,我常在田间地头,还有车间里、马路上寻找题材,用镜头唤醒儿时记忆中的画面。慢慢地,对摄影的兴趣转换为内心深处的热爱。摄影开始成为我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我开始接触到一些摄影大师的作品: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萨尔加多(Sebastião Salgado)……

有一天,我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一组“喜马拉雅采蜜人”的图片,心灵深处感到强烈的震撼——原来摄影师还能用如此罕见的视角,传播人类的生存精神!于是我决定,我也要做这样的摄影师。

我义无反顾地从工厂辞职。我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大量拍摄专题图片。一年时间里,我拍光了两千多个胶卷。

1992年,我和几个爱钻山沟的影友来到河南新安县峪里乡,发现这里都是石头盖的房子,人们还保持着原始的生活习惯。这里有血参、天麻、五灵脂等珍贵药材,都深藏在悬崖峭壁上。我认识了以采药为生的于青发,他和同伴们身系绳索,攀援在绝壁之上,出没于黄河两岸的大山之中。从1992年起至今,我每年都会和于青发他们进一次山。每次下悬崖拍摄时,他们都用碗口粗的绳子绑着我,并且总是他们先下我后下,极力保证我的安全。当时我就是想近距离拍出最真实的相片。一个摄影师想要有好作品,必须有直面生死的勇气。

为学习摄影和新闻写作,我先后读过几个学院的相关专业。1994年,我到河南经济日报社当起了摄影记者。后来,我又到河南法制报社做记者。十年间,我做了四家报社的记者。中国的变革很快,很多社会矛盾开始进入我的镜头,一些祈求正义的人也希望媒体给予他们更多关注,认为媒体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一股力量。

刚开始做记者时,我很有正义感,但是在后来的工作中,发现自己的力量竟如此渺小。很多次,事实已调查清楚,报道也写出来了,却无法刊登。当老百姓跪在我面前,把我当成他们的救命恩人时,我的内心承受不起。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在中国,有些事情是我这样的摄影记者解决不了的。我开始寻找另一种记录方式。我的拍摄开始转向人文故事,记录常见的百姓生活场景。我希望观者能从这些本真而平凡的图片中,品味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有些题材和人,我一直跟拍了十多年。

从1984年有了自己的相机后,我就开始拍老三了。当时没想到以后会得到这么多关注。1989年,有些照片因无处存放,我就烧掉了,现在想想很是后悔。

2008年开始,老三“招妻”的故事开始在《读库》上发表,随后我收到了刘祥武的信,这个纪实影像专题延续到他身上,也是我没有料到的。老三是个老实巴交、逆来顺受的农民。刘祥武是个社会经验较多,固执地按自己的价值观和正义感生活的人,既愤世嫉俗,又渴望幸福安稳的家庭生活。

我一直希望能帮刘祥武改变现状,甚至答应帮他找老婆,但是很难。2013年12月2日,《西部招妻》完稿后,我又见到了他。不知他今后的路会怎样。我会一直关注老三和他。我想在我死之前,看看这个社会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

2001年6月的一天,我在洛阳街头拍摄时,看到几个身背猴子的耍猴人在赶路,就对这群人产生了兴趣,想拍摄他们的生活。我来到河南新野县樊集乡冀湾村,打听耍猴人的事情,村民们却对我这个拿着相机的外来人非常警惕,经常答非所问。直到一年后,我才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人贩子经常将一些川皖等地的女子骗到这里贩卖,村里一些人也买了女人来做媳妇,他们是怕有人来暗访。此外,村里的养猴人常被有关部门以“保护动物”为名进行查处和罚款。所以,他们对陌生人格外警惕。

经人介绍,我认识了鲍湾村猴场老板张云尧,在他的引荐下,我才得以进入这个江湖耍猴人的群体。我拍耍猴人老杨时,他起初不信任我,直到我和他从襄樊扒火车到成都,然后又扒回来,他才开始跟我说心里话。刚到成都时,下起大雨,老杨他们在高架桥下找了个干的地方,把塑料布打开铺下,我们八个人在此过夜。为了我的安全,老杨他们睡觉时把我夹在中间。我的摄影包和相机装在编织袋里,枕在头下。

一路上,我都是和老杨一起吃饭。扒火车时,本来我有机会到车厢里睡觉,但是没去,留下来和老杨他们睡在敞篷车厢里。在老杨家里的时候,他跟我说晚上别走了,我就跟他们一起睡地铺,老杨觉得很有面子。老杨儿子结婚时,我专程去参加婚礼,送的彩礼也不薄。现在老杨有什么事都来和我商量。

老杨家里,也有着和老三、刘祥武类似的故事。老杨的媳妇是买来的,18岁时就被卖到这里。四川省公安厅的人曾来当地解救过一批被拐妇女,老杨的媳妇当时抱着半岁的孩子,最后决定留下。

2001年,《现代摄影》杂志的创办人李媚老师到河南来选图片,我打车带了50斤底片给她看。两天后,她告诉我:“你拍摄的是《国家地理》风格。”没想到,两年后,我进入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成为图片编辑和摄影师。

到《中国国家地理》之前,我的摄影作品属于纪实摄影,更倾向于情感表达。《中国国家地理》更多的是人文地理摄影,更偏重于报道发现,但和我的纪实摄影也有很大的关联性。我的镜头开始遍及大江南北,每到一处,我不仅仅是拍风光,更多的是拍摄当地人的生存状态。《中国国家地理》给了我一个更广阔的平台。

中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有拍不完的题材,有许多正在发生、正在消失的事物。有一次,我要拍一个吸毒女,怎么谈都谈不成。当时有朋友给我出主意,说只要拿杜冷丁放在旁边,过一会儿吸毒女就忍不住了,要拍什么都会答应。我说那可不行,那就是诱导人家了。美国有个女摄影师在印度拍妓女,一开始那些妓女骂她,往她身上泼脏水。她还是坚持拍,跪在妓女的对面,妓女们觉得她们是平等的。三年后,这个摄影师走的时候,整街的妓女都来给她送行。

2009年,为拍摄《家当》系列作品,我来到西藏墨脱县,在珞巴人的村子里拍摄时,小腿被一条狗猛咬了一口,顿时鲜血直流。如果24小时内打不上狂犬疫苗,就有生命危险。解放军驻藏某部带着疫苗往墨脱赶,同时这边也叫了一辆车准备送我出去,只有这样,双方才能在有效时间内对接上。没有公路,送疫苗的车只能走石子路进来,这时偏偏又下起了雨,而接我的车也要两小时后才能到。我躺在村卫生室的床上,脑子里突然闪过了死亡的念头。我问自己:“我值得为此而死吗?今天会不会是我拍下最后一张照片的日子?”

包扎好伤口后,我离开卫生室,继续开始拍摄《家当》。村里的干部不解地问:“你真不要命了吗?”

当然,最后化险为夷。

我从事摄影已经快30年了。在这近30年时间里,我的镜头从来没有说谎。

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通过一个很小的视角去表现社会。现在回头看我当年拍摄的作品,就像看到自己孩子的成长过程,这种心情是很微妙的。

虽然摄影创作是艰苦的,但我从未感觉到精神上的疲倦。我喜欢这样的职业生活。谢谢柴静、杨锦麟、张立宪这些朋友的陪伴,还有我的同事们的鼓励。尤其要感谢家人默默的支持。

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想从事摄影教育工作。我还想把我收藏的那些有价值的照片捐献给社会,让更多人了解摄影,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过程。我感觉这些工作也是很美好的,我会逐一去实现。

2014年春于北京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Copyright © 读书网 www.dushu.com 2005-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鄂ICP备15019699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