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无疑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鉴于十九世纪俄国的现实情况，俄国文学历来被看作是“唯一的讲坛”^[1]，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革命的喉舌，诚如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1871—1950）曾说“伟大的百年俄国文学是革命前的革命”。^[2]另一位著名革命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erg，1871—1919）也指出：“俄国文学的功绩恰恰在于，它在俄国社会中唤醒了这种崇高的公民感，摧毁了专制制度最深刻的心理根源。从它产生的时候起，从十九世纪初起，它从没有放弃过社会责任，从没有忘记过痛心的，折磨人的社会批判精神。”^[3]从最初拉吉舍夫的为民请命，到后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之书，俄国文学的人道主义与革命精神尽显其中。

有进步自然就有保守，有革命自然便有反动。就文学史的角度而言，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И.И. 扎莫京（И.И.Замотин，1873—1942）是较早将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分为进步与保守的研究者之一。二十世纪之初，在他为奥夫夏尼克-库利科夫斯基（Д.Н.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1853—1920）主编的4卷本《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撰写的章节中，扎莫京指出：“从6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逐渐分裂成两大阵营——进步的与反动的。两大流派很快又分成更小的派别：进步文学在洞察生活方面具有从激进主义到温和自由主义，从尖锐的民主主义到贵族世界观一系列色彩；反动小说也正是在下列广阔范围中变化：一方面对改革进行这样那样的修正，一方面完全否定改革及60年代的思想。”^[4]应该指出，扎莫京的这种分类既是对十九世纪文学思潮的大致总结，其结论不但对苏联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意义重大，同样也影响了国内学术界在审视十九世纪俄国文学时的视角。^[5]

于是，苏联学者及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于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研究便是建立在上述进步——保守，革命——反动的二元论基础之上，并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认识往往侧重那些“进步”“革命”的文学身上，对与之相对的所谓“反动”文学却大多仅知其名，不知其实。这样造成的后果便是：这些作家，这些作品在今天成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熟悉的陌生人”。说其“熟悉”，是因为其中的多数人、多数作品，我们都可以在文学史上找到其踪迹；称其“陌生”，是因为我们除了在文学史所提到的几个名字、带有倾向性的定语及大概的简介之外对其便知之甚少了。譬如，我们只知道别车杜曾与之论战的雄文，却不知对方竟是何许人物方令别车杜如此义愤填膺，更不知这些“反动文人”对于别车杜的文章有过何种回应。当舞台的聚光灯总照在一面的时候，我们所了解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便很难说是完整的。有鉴于此，反虚无主义小说（Антинигилист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一面比较鉴别的镜子，它也许不是那么精美，但通过它至少能知道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另一个方面。

一、反虚无主义小说的源流

反虚无主义小说的起源，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反虚无主义小说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以知识阶层民族意识之分裂为特点的社会环境中，各种政治力量的极端化。”^[6]1860年代，自十九世纪初以来的启蒙运动已经走向尾声，万众期盼已久的农奴制改革无论给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农民带来的失望远多于满足，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虽然为俄国经济注入了活力，但却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知识界于此失望之际，便纷纷将矛头对准原有体制的方方面面，不遗余力地抨击。其直接后果便是如巴枯宁（М.А.Бакунин，1814—1876）在一封信中指出的：“建立在宗教、宗法制和文学的社会权威基础上的旧道德永远地崩溃了。”^[7]礼崩乐坏的结果便是“一切都不再神圣”（陀思妥耶夫斯基语）的虚无主义思想。

1862年5月发生了彼得堡阿普拉克辛商场大火，整个彼得堡为“虚无主义者”纵火的传言而惴惴不安。同时还出现了题为《青年俄罗斯》的匿名传单，其中有号召青年一代“拿起斧头来！”之类的煽动性语言。此等过激言论的后果便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等人的被捕；两份激进刊物《现代人》及《俄国言论》被官方封杀。高压必然带来反弹，1866年卡拉科佐夫（Д.В.Каракозов，1840—1866）谋刺亚历山大二世更将思想上的虚无主义思潮发展到现实中“弑君”的阶段。俄国舆论界保守分子以此大做文章，将“虚无主义”理解成“对一切已形成的生活方式的否定”^[8]，从而在攻击谩骂之余，也为“虚无主义”在俄国社会的推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任何一种流行的主义或思潮都不会是干巴巴的说教，总是离不开文学作品的阐释与宣传。“虚无主义”（нигилизм）以及“虚无主义者”（нигилист）这两个词的推广者当然是屠格涅夫。文学批评家尼·斯特拉霍夫（Н.Н.Страхов，1828—1896）曾言：“在屠格涅夫小说之中，‘虚无主义者’一词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它在被它所指思潮的反对者及拥护者中得到了无条件地接受。”^[9]1861年，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塑造了一个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者——巴扎罗夫——的形象，并以此人之早殒论证虚无主义先天不足。以下所引便是作家对虚无主义者的经典描写：

“虚无主义者是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不管这个原则是怎样受人尊敬的。”……

“‘凡是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巴扎罗夫说。目前最有用的事就是否定——我们便否定。

‘否定一切吗？’

‘否定一切。’

‘怎么，不仅否定艺术和诗……可是连……说起来太可怕了……’

‘一切，’巴扎罗夫非常镇静地再说了一遍。”^[10]

虽然无论从人物的塑造，还是从小说情节的构思而言，《父与子》对后来者都影响甚大，但我们并不能认为屠格涅夫是反虚无主义小说的创始者。苏联学术界对此问题也较为谨慎。研究者巴扎诺夫（В.Г.Базанов，1911—1981）指出：“自从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出现在《俄国导报》上后，反虚无主义小说之路便开始了。”^[11]言下之意是作家及其《父与子》是反虚无主义小说的开端。正是因为有了《父与子》，才出现了《怎么办？》，接着又出现《地下室手记》等一系列论争小说。不过从屠格涅夫的作品倾向而言，我们看不出有反对虚无主义的意思。相反，他对主人公巴扎罗夫还十分热爱，这可以在他之后的一些书信、言论中得到证实。比如1862年4月28日，他跟赫尔岑说：“我立即给你回信，不是为了辩解，而是为了感谢你，同时声明：在构思巴扎罗夫时，我不仅不生他的气，而且对他‘倾慕如狂’……”^[12]

尽管屠格涅夫自称是满怀热爱塑造巴扎罗夫这一形象，但这种貌似粗鲁的形象并不能使革命民主派满意，他的结局更令革命民主派不满，因此作家所使用的“虚无主义者”这一称呼自然也没人愿意承认，进步人士更多地倾向于使用“新人”（новые люди）这个词来称呼当时俄国文学中出现的平民知识分子。但与此相反，与革命民主阵营相对立的那些文学家、评论家则十分欣赏这一称呼，因此在创作和评论中大量运用“虚无主义者”这一称谓，企图达到攻击乃至谩骂的目的。由此，《父与子》之后的俄国文坛出现了描写同一代人的两种小说：其一是广为流传的“新人小说”。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怎么办？》一时成为革命青年的必读书目和生活指导。其二则是出现了以描写刻画“虚无主义者”的所谓“反虚无主义小说”，如列斯科夫的《无路可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冈察洛夫的《悬崖》等。正如美国当代史学巨擘派普斯（Richard Pipes）指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1860年后俄国的保守主义是一种反虚无主义理论，试图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新人’为俄国社会展现的恐怖幽灵之外提供别样选择。”^[13]

如果说屠格涅夫对巴扎罗夫尚爱恨交加（这也是本书之所以不将其列入反虚无主义小说家的原因之一），那么巴扎罗夫之后的虚无主义者形象则多数成了反面人物。即以其中最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从《地下室手记》到《罪与罚》《群魔》，作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虚无主义做了深入的思考，所塑造的人物不是心理阴暗的地下室人，便是铤而走险的罪犯，乃至滑稽可笑的阴谋分子。根据苏联陀学权威列·格罗斯曼（Л.П.Гроссман，1888—1965）的看法，1866年《罪与罚》的发表，其目的在于进一步与《怎么办？》论战。作家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这样一个“不幸的虚无主义者”（斯特拉霍夫语）形象，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像拉斯柯尔尼科夫这样的新人，即使成了俄罗斯的拿破仑，能够拯救俄国，能够给人民带来幸福吗？拉斯柯尔尼科夫后来的结局众所周知，这归宿不但暗示了作者对虚无主义的反对，也暗含了作家为俄国社会指出的拯救之路。

创作于1871—1872年的《群魔》更是将反虚无主义思想推到了一个高潮：从反对个人发展到反对整个团体，从反对行动深入到反对整个思想体系。小说主人公之一的斯塔夫罗金是当时知识分子吸收西方思潮的集大成者，在他身上，对思想的追求、对现存一切的否定已经发挥到了极致。他做了一切能做的事情，以证明自己在精神上的无限自由。然而，在即将出国定居的前夕，这个无所不能的人却选择了自杀。斯塔夫罗金之死，其根本原因就是虚无主义。上帝算什么？他自己就可以是上帝。然而人终究不是上帝，自由虽然无限，人却总是要逃避，总是要为自己找一处精神的依托，因为他总是面临着自由所带来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彻底的虚无主义使之陷入无限的虚空之中。除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外，冈察洛夫、列斯科夫、皮谢姆斯基等人的小说也颇有影响，一起组成了蔚为大观的反虚无主义小说阵营。

冈察洛夫在小说《悬崖》（1869）中塑造了一个典型的虚无主义者——马克·伏洛霍夫。此人来历不明，在县城里肆意妄为，偷窃苹果还以蒲鲁东反对财产私有制的学说来强词夺理；希望与人私奔却又并不赞成婚姻，只是将爱情看作是情欲的满足。总之，在作品中伏洛霍夫经历了一个由传奇人物逐渐褪变为庸俗虚无主义者的过程，最后他被女主人公薇拉抛弃的结局也暗示了作家对虚无主义者的反对。按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话说，冈察洛夫甚至认为，“伏洛霍夫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个污点，所以不应当画成一个人，而只应当画成一个污点。”^[14]作家自己后来也承认对虚无主义者们的敌视：“社会已经把伏洛霍夫们当作一种病态现象驱除出去。”^[15]与此相应的是，微拉却从一个满怀妇女解放思想的女虚无主义者转向具有俄罗斯传统美德的贤妻良母。发生这一切变化的根本原因便在于以下的这段话：

“首先映入她（指薇拉——引者注）的眼帘的是他（指伏洛霍夫——引者注）的布道中的变化无常，片面，漏洞百出，仿佛他在宣传鼓动中有意编造谎言，把精力、才能、机智、不知餍足的渴望的虚荣心和过分的自信心，在散布谎言中消耗殆尽，而把普通的、明显的、现成的生活真理给损害了，仅仅因为那是一些现成的真理。

……她想要知道的是新大陆在哪里？然而她的哥伦布不让她看到真理，善，爱情，人类的发展和趋向完美的生气勃勃、充满热情的典范，只让她看到累累荒冢，准备吞噬直到如今还是社会所赖以存在的一切。”^[16]

首先是虚无主义反对一切的盲目性，其次是其理论本身的绝望性，这是冈察洛夫在书中强调最多的虚无主义之致命不足，事实上，这两点也是很多反虚无主义作家所强调的，比如列斯科夫。

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作家，列斯科夫对虚无主义有着更为切身的体验，早在1862年的小说《麝牛》中，作家所描写的主人公，激进的虚无主义分子瓦西里·鲍戈斯洛夫斯基在试图发动起义遭到失败之后，得出了痛苦的结论：“是的，现在才知道我一无所知。我曾问自己‘俄罗斯，你往何处去？’您别怕，我哪儿也不去。无路可走……没人把我看作自己人，而我也不把任何人看作自己人。”^[17]此等绝望实际上已经暗示了列斯科夫对激进虚无主义的某些反对。在此后的《无路可走》中，作家进一步指明了这种激进虚无主义的绝望；小说《结仇》（1870—1871）更是因“夸大虚无主义，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争论……贬低了革命民主领袖在青年一代眼中的威信……对妇女解放思想、农民暴动的庸俗化，贬低某些人物的民族优点”^[18]而长期被打入冷宫。可以说，《结仇》体现了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反虚无主义小说的一切特征，无论从情节和人物设置上来，还是从作品主题而言，都属于反虚无主义小说的成熟作品、典型作品^[19]。它与同时期出现的《群魔》一起使反虚无主义小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高峰之后，反虚无主义小说迎来了其衰落期。

对于反虚无主义小说的终结，目前还是有些争议。美国学者查尔斯·莫瑟（Charles. A. Moser，1935—2006）认为：反虚无主义小说终结于1872年，理由是此后并无更多更重要的小说出现。“1872年后，这股潮流转入三流作家之手，除了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几乎没有高质量的作品产生。并且，已有作品的主题也发生了相当的改变，转入另一时期，即俄国社会所关注的个人恐怖主义及‘到民间去’运动的时期。”^[20]在此后出现的一些作品，如克列斯托夫斯基《血染的凳子》无论在情节上还是人物设置上，都是模仿屠格涅夫等一些经典作家，创新意义不大。莫瑟的这个论断大体上正确。但是，《处女地》一书能否列入反虚无主义小说的范畴，这跟屠格涅夫是否属于反虚无主义小说家一样值得讨论。民粹派运动的失败标志着60年代以降的虚无主义运动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现实中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反虚无主义小说在失去其攻击目标后，自然也就逐渐退出文坛。

俄国研究者瓦列里·捷廖欣（Валерий Терёхин）认为这类小说直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才逐渐退出文坛。理由是这个时期科学有了进一步发展，作为虚无主义理论基础之一的达尔文进化论已被广泛接受，反对达尔文主义几乎等于蒙昧和无知。“在二十世纪初，任何体现作者对虚无主义仇恨态度的作品，都被贴上‘反虚无主义’的标签，并被视为过去时代的‘反动’传统持续存在的证明。在1910年前后，众多反虚无主义小说被有意地‘遗忘’了。”^[21]这显然忽视了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反虚无主义小说退场这一现实，笔者无法赞成捷廖欣的这一判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若反虚无主义小说果真在1910年前后被遗忘的话，那如何解释彼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再度流行；如何解释艺术剧院上演《群魔》并引发争论的举动；如果解释列斯科夫及其作品在这一时期的回归？事实上，这一时期不但不是反虚无主义小说退出舞台的时刻，反而是社会在摆脱了虚无主义思潮之后开始理性、严肃地接受审视这批作品的时刻。当然，反虚无主义小说中有一批政治性过于强烈，完全是谩骂攻击式的作品就被自然淘汰了。捷廖欣所说的，可能是指这一批作品。

整体来说，反虚无主义小说主要存在时期还是十九世纪的60—70年代，在此之后对白银时代文学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思想主题及研究接受方面，至于本身具体的创作，则基本上不复存在。

[1] ［俄］赫尔岑：《论文学》，辛未艾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第58页。

[2] Г. Гачев. Образ в русск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культуре.Москва.: Искусство, 1981.С.7.

[3] ［德］卢森堡：《柯罗连科：〈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译序》，载于［德］卢森堡：《论文学》，王以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60页。

[4]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ⅩⅨ века: в 4 т.//под ред. Д.Н.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ого. Петербург.: 1910.Т.4.С.130.

[5]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侨民宗教哲学家、大司祭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Георгий Флоровский, 1893—1979）在他那本著名的《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中也有类似看法，虽然他谈的是宗教思想：“否定与回归——这是俄罗斯意识和俄罗斯心灵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就陷入的同一个不安的宗教过程的两个方面。无论如何，这是个不安的时代。”如果我们把“否定”看作是革命；把“回归”视为保守，似乎也未尝不可。［俄］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吴安迪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1页。

[6] Ю.М.Проскурина. Жанровые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и антиниги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омана 1860-х годов // Проблемы стиля и жанра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ⅩⅨ века : Сб.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1994.С.88.

[7]Шестидесятники.// Феликс Кузнецов состав.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4.С.163.

[8] Страхов.Н.Н.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И. СПб.: 2000.С.78.

[9] Страхов Н.Н. Из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нигилизма 1861—1865. СПб.: 1890.С.203.

[10] ［俄］屠格涅夫：《父与子》，巴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5、59页。

[11] Базанов В.Г. Тургенев и антинигилист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Карелия .Альманах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Карелии , Кн. 4.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 1939.С.169. 在此之前的1929年，著名文学评论家蔡特林也曾指出屠氏对反虚无主义有首建之功。

[12] 《屠格涅夫全集》，第12卷：书信，张金长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3页。

[13]Richard Pipes. Russian Conservatism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lavic Review, Vol.30, No.1（Mar., 1971）.p.124.

[14] ［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街头哲学——关于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悬崖〉的第五章第六节》，载于《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40页。

[15] ［俄］冈察洛夫：《迟做总比不做好》，载于［俄］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柯罗连科：《文学论文选》，冯春选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77页。

[16] ［俄］冈察洛夫：《悬崖》，翁文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883、884页。

[17] Лесков.Н.С.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в 11.т.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8.Т.1. C.85、86.

[18] Шелаева А.А. Забытый роман.//Лесков. Н.С.На ножах .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1994.С.3.

[19]俄国研究者谢拉耶娃指出：“在小说《结仇》中能看到所有十九世纪60—70年代反虚无主义小说的特点。” Шелаева А.А.Забытый роман.//Лесков. Н.С. На ножах . C.3.

[20]Charles A. Moser. Antinihilism in the Russian novel of the 1860's.Mouton & Co. the Hague, 1964.p.62.

[21] Валерий Терёхин Утаённые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Москва.: Знак.2009.C.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