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文献与问题：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若干观察与思考

本书以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形态研究”的结项成果为基础——回想当初申报此项目的时候，手头上已经完成了作家年谱、评传和综合研究等著作，诗歌版本编年汇校类著作出版在望，作家口述类著作已经成形，大部头的作家往来书信集也开始整理；而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局势来看，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知识理念也已成蔚然之势，新成果层出不穷，令人欣喜。正因为受到多方因素的鼓动，于是就有了这么一个体例宏大——实际上也是过于宏大的选题。如今看来，自己已不再是“青年”（实际上，当年的“青年”标准也比今日的要大上好几岁），而从理论建构与实践形态这两大层面来把握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工作，却还远未到可以归结的时刻，所以，这里主要就是从个人这些年来的研究实际和所遭遇的种种“问题”说起。^[1]

就文献形态而言，这些年来我更多关注的是新材料的发掘、书信的整理、口述的采集、版本的校勘、年谱与传记的编撰等方面；最近几年来，因为曾在世界汉学重镇荷兰莱顿大学访学的缘故，对荷兰汉学以及中国文学域外传播、中外文学（化）交流方面的文献也多有关注。当然，在具体研究之中，也还会涉及其他领域。如下所分若干板块，不过是为了论说方便所做的大致归类而已。

一 新材料与新问题

“全集不全”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辑佚可谓作家文献整理的常态性工作；而随着各类书刊资料、作家专题文献的持续整理，“新”的东西总会浮现出来。对此类现象，我更愿意从“新材料与新问题”的角度来看取。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尝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就总体而言，现代文学文献学乃是“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一位研究者要撞上“敦煌劫余录”那般能引发“新潮流”的“新材料与新问题”，断不是易事，但扎扎实实地从文献入手，乃是学术之基本要义。发现一件或一批新的材料或不至于即刻改变局势，但经年累月，持续推进，当能终有所获。

我个人这些年所搜（采）集的材料，其中如作家档案卷宗、成形的作家口述资料、为数甚巨的书信以及零星发掘的报刊资料、作家集外文等，均算得上独家材料，且能引发一些比较重要的议题，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看，均可谓之“新材料”。即以档案为例，其特别效应已经得到学界的认可——且不说各类零散的档案材料在坊间受关注、为买家们所热捧的程度，最近一二十年来，作家档案材料的处理业已呈现新的动向，被收入作家全集或专题出版。其中如较早出版的郭小川的检查交代（小传、自我鉴定、检查交代等）和批判会记录，共有40余万字^[3]；新近出版的《冯雪峰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用两卷篇幅所收录的“外调材料”，更是多达80余万字。这些材料甫一出版，即在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被认为是“具有重要历史研究价值的学术研究史料”“标志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对待历史文化遗存态度的进化”^[4]“有助于更切近地了解这一时期文学和作家的历史处境，和文学的‘生成方式’的性质”，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改善和深化”^[5]。我个人较早时候将所搜集到的较多穆旦档案材料编入《穆旦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新近又结合原本应归入档案卷宗但已流散坊间的几批材料，著文《从新见材料看穆旦回国之初的行迹与心迹》（《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5期）、《“自己的历史问题在重新审查中”——坊间新见穆旦交待材料评述》（《南方文坛》2019年第4期），相关讨论也算是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亦可见作家档案受关注的程度。

基于此，就实际写法而言，我个人处理“新材料”的主要旨趣是试图借此“以研求问题”，即将其放置于相关文学史问题之中加以讨论。如《战争、历史与记忆——兼谈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历史互动的新动向》一文（《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11期），借助近年来的一些肖像展、口述史、历史遗迹的田野调查、重见天日的历史图片以及借由新的历史语境的激发而衍生的文本，揭橥了若干重新进入历史的路径以及现代文学与现代历史的互动这一老话题的新动向。《集外文章、作家形象与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若干问题——以新见穆旦集外文为中心的讨论》一文，即从个人集外文的状况拓展到中国现代作家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工作方面的诸多问题：较多集外文的存在意味着作家的既有形象面临着新的调整；而辑佚成果的较多出现则孕育了文献学工作的新动向。较多穆旦集外文既能揭示地方性或边缘性报刊之于文献发掘、时代语境之于个人形象塑造与文献选择的特殊意义，也能凸显文献权属、历史认知等方面的话题。又如《新时期以来翻译出版事业的见证——关于施蛰存与彭燕郊通信的初步考察》，以新发现的彭燕郊致施蛰存的九封信为出发点，勾描了两人之间并不为人所熟知的交往情况，呈现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翻译事业层面的诸多内涵，最终则指向往来书信集与作家间“互动行为”的研究——对作家间“互动行为”的关注也是一种比较重要的学术动向，即在面对文学现象时，不能止于“文坛掌故、文学谈助或名人轶事之类”，而应“回到一个朴素的原点，重新定义文学活动的性质及其与作家自身、和他人和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应对作家的文学行为展开“实存分析”，进而探究其“文学史意义”^[6]。从“关系”的梳理到“文学史意义”的获取，此一过程将进一步凸显问题，打开更多的研究路径。

不嫌夸张，本书以“文献与问题”为题，亦是包含了以“新材料”来“研求问题”的含义。

二 版本与校勘

对版本的关注是传统学术研究的基本要义之所在。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在此一方面显然一度多有失范之处，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文献整理缺乏相对统一的规范，相当部分的作家作品集特别是多卷本文集或全集没有得到非常规范的校理，缺乏前后一贯的版本原则，或必要的校注说明。另一方面，实际研究也多有失范之处，缺乏精确的版本原则，不加区分地对待一部作品的不同版本，任选一个版本所得出的结论却是统指性的，将有损“批评的精确”或导致“阐释的混乱”。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扎实可靠的文献基础、在文献使用上把持必要的规范与尺度乃是当务之急。

进一步落实到研究层面，金宏宇教授对现代文学文献复杂的版本状况的勾描和论断值得特别注意：传统意义上的“版本学”视域“很难让我们去发现版本的文学特性”，“版本批评”则可以“把版本研究延伸至文本批评之中”。为了使现代文学研究“真正具有有效性和严谨性”，要确立三个基本的版本原则，即在文学批评或单个作品的研究中，要具有版（文）本精确所指原则；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应秉持叙众本原则；在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即作品的出版流布），应遵从新善本原则。^[7]

我目前所做的此方面工作兼有版本和校勘的双重含义，已成形的著作即《穆旦诗编年汇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旨在集合穆旦诗歌的全部版本进行汇校。其他的，则还有鲁迅杂文集《南腔北调集》以及冯至、卞之琳、彭燕郊等人诗歌的汇校。

现代重要作家之中，穆旦是一个对写作反复进行修改的诗人——或可归入最勤于修改的诗人之列。目前所见穆旦诗歌总数为156首，其中存在异文的诗歌将近140首，异文总数超过1600条——几首改动特别大、近乎重写的作品尚不在其列，所涉范围之广、版本状况之复杂均可见一斑。进一步看，穆旦诗歌的修改行为主要发生在1940年代，放诸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更大的语境，此一行为并不具备时代典型性。最典型——最能见出时代因素的修改主要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修改的问题上，1950年是一个分界线”，作家“修改旧作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迎合一种新的文学规范，表现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有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作为背景的”^[8]。换言之，对彼时的穆旦而言，并没有如后世写作者那般承受着强大的历史压力，其修改动因，显然并不是出于迎合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而主要是出于诗艺层面的考虑，即追求一种更为完善的诗学效果。基于这样的判断，不妨将穆旦诗歌的修改行为称为一种典型的诗人修改，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穆旦对语言“高度敏感”，其“精致的打磨、锻炼的功夫”，“与卞之琳所谓的中国诗歌艺术的古典精神有关”，也有来自英美新批评派“细读文本批评方法的影响”。修改，即可视为“打磨、锻炼”的表征。^[9]与时代政治因素的疏离恰恰从另一个角度彰显了穆旦的诗人本色——其修改行为所独有的诗性价值。

正因为穆旦诗歌版本所存在的繁复状况，我撰《诗艺、时代与自我形象的演进——编年汇校视域下的穆旦前期诗歌研究》《个人写作、时代语境与编者意愿——汇校视域下的穆旦晚年诗歌研究》两文，予以非常细致的讨论，旨在揭示作家（穆旦）个人修改行为之中诗艺因素的效应，以及作家写作与时代语境、个人境况之间的特殊关联；同时，也试图凸显作家文献整理过程中较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并进一步辨析作品的写作时间和异文的厘定以及作品整理者的相关意图等问题。

放诸现当代文学史，作家作品的汇校本是1980年代方才出现的一种新的文献整理类型。一部现代文学作品往往可能有不同的版本形态，如手稿本、初刊本、再刊本、初版本、修订本、定本等。常见的整理行为是选定某一版本，其他版本弃之不顾，或仅仅加上简单的版本说明。汇校本则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同时，通过注释方式将其他版本中的异文一一呈现出来。一般性的文学作品整理是静态地呈现一位作者在某一时段的写作，其功能是单一性的；而汇校本则往往可以动态地呈现出一位作者的艺术构想、修改意图及其与时代语境之间的内在关联，其功能可谓综合性的。不过，从实际出版来看，作品的汇校本可说是困难重重的出版。1983～1991年曾出版过5种^[10]，在中断一段时期之后，近期又出现两种^[11]，其中金宏宇等人完成的《边城（汇校本）》被列为“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经典汇校丛书”的第一部——作为一套系统工程的开端，其中包含了一种学术自觉的意识，2017年，金宏宇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立项，本人为子课题“近百年新诗名作（以诗集为中心）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负责人。相信以此为契机，现代文学名著汇校的系统工作将全面展开，文献学视域下的文本整理出版和研究局势值得期待。

以此来看，《穆旦诗编年汇校》着眼于穆旦的全部诗歌作品，可谓契合了当下勃兴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知识理念，既能有效地展现穆旦这样一个重要作家诗歌写作的全貌，对现代文学文献学建设应该也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书信与日记

书信作为一种私性的且逐渐消逝的文体，也是当下文学研究中值得特别重视的文献类型。

书信的整理与研究也是我近年来的工作重点，主要围绕彭燕郊（1920～2008）展开。此一工作目前已成一定的规模，但坦白地说，2005年开始做彭燕郊口述的时候，受限于阅历和资料，对彭燕郊当年所从事的诸种工作的了解并不够深入，也完全没有想到日后有机会参与整理其书信——这方面工作的逐步展开是2011年之后的事情了，目前已经发表彭燕郊致施蛰存、叶汝琏、严文井、陈耀球等人的信以及罗念生、施蛰存、卞之琳等人致彭燕郊的信——已成形的则有《彭燕郊陈耀球往来书信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收二人通信660余封，36万余字；《彭燕郊陈实往来书信集》也已初步整理完成，其中彭燕郊的去信即超过350封，字数超过30万字。彭燕郊以诗人著称，但也足可称得上是卓有成效的书信家。

因为这方面的缘故，我对作家书信有比较多的关注。从目前观察来看，现代阶段的作家书信总量有限，且已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掘，新见书信已相当稀少。新中国成立之后到1970年代中段的书信，多半已被毁弃。1970年代后期以来的书信则是在持续的整理与发掘之中。近期出版的书信集，如《范泉晚年书简》《施蛰存海外书简》（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萧乾家书》（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存牍辑览》（范用所存友人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罗孚友朋书札辑》（海豚出版社2017年版）等，所录多是新时期之后的书信。再进一步看，知名文化人物、从事文艺组织工作的人士（如出版机构的编辑），所存书信量应该是比较多的，整理空间还非常之大，直可说是当代文学新材料、作家集外文发掘的重要源头。彭燕郊与文艺界知名人士的大量通信，即得益于新时期初期以来所筹划乃至主编的一系列外国文学译介丛书，如“诗苑译林”“散文译丛”“犀牛丛书”“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以及《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等。

但历史语境和阅读风尚总在变化——时代潜移，世事变迁，历史的遗忘也总在发生。回首当年，与彭燕郊有过联系的各路文艺界人士多达百十人，一时之间，长沙成为译稿集散之地，相关出版物也曾引起热烈的反响。但这些幕后工作日后逐渐淡出了读者的视野——我个人的经历大概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例。2005年夏，我着手进行彭燕郊晚年口述的工作，此一工作断断续续进行，外国文学译介活动方面的话题，生年也晚的我最初对此感受并不明显，相关话题只是泛泛而谈。其间，张桃洲兄曾提醒我可特别留意包括编委、具体操作等方面的情况，龚旭东先生也希望能多挖掘一些相关细节。经由他们提醒，又专门检索了相关资料，对原先的问题进行了若干修订和扩充，于2008年初将新的问题提纲^[12]送到彭家。但遗憾的是，随着那一年春天彭燕郊先生的生病和遽然离世，问题（历史）终未能继续打开。

正因为对历史状况有着直接的感知，近几年来我曾反复申述彭燕郊的晚年文化身份问题，大致情形即如1989年3月12日彭燕郊在给木斧的信中所谈到的：“过去漫长的封闭岁月”压抑了求知欲，桎梏了眼界，新诗的前途在于“艺术更新”，即通过外国现代诗的译介，获得必要的参照系，进而获得一种“坚实的自信”——“这几年我用大部分时间编译介［绍］各国现代诗的目的也在于让大家看看到底现代诗是个什么样子，现代诗是怎样发展过来的，从中也可以比较一下到底人家有什么长处我们有什么短处。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形成我们的自信，应该是一种坚实的自信。能看到的我们的新诗的前途应该是现实的可靠的前途。”晚年彭燕郊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从事文艺活动，是有着一种切实的文化自觉的，即通过外国现代诗的译介，获得必要的参照系，进而获得一种“坚实的自信”。以文化身份视之，“这种借助译介活动来推动当代文艺发展的自觉意识，大大地拓展了彭燕郊的文化身份，有效地凸显了他在1980年代以来的文艺建设之中新的、独特的作用”。（见本书第三辑第一篇的讨论）

基于这种观察，相关论文的内容旨向即往往从彭燕郊而扩大到新时期以来作家（翻译家）的文化身份、时代语境等方面的话题——放到新时期以来的文化语境当中，像彭燕郊这般年届晚年、饱受磨难但依然汲汲于文化事业的人士并不在少数，如袁可嘉等人主编多卷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绿原数年间主编《外国诗》等。而从部分书信来看，即便是那些年长于彭燕郊的文坛前辈，如罗念生、施蛰存、沈宝基、罗大冈、卞之琳等人，所谈也都是读书、写作、编选（译）、出版，时有事多、做不完的感慨，彼此之间还多多鼓气，以期共进。因此，更多彭燕郊文献的整理过程，特别是阅览众多文坛前贤书信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不断累积的过程，越深入，越能真切地感受到文化的温度。

就我本人的书信辑录而言，对其他知名文化人士如卞之琳、曹辛之、叶汝琏、冯至、蔡其矫等，也已有一定数量，对《存牍辑览》《罗孚友朋书札辑》等书信集有专题考察。对现当代学人日记也保持了相当的关注度，对吴宓、胡风、贾植芳等人的日记有专题梳理，也会参与整理当年从事俄语文学翻译但如今已不为人知的陈耀球的日记（总量有十几万字），但总的说来，相关工作的展开度还比较有限，只好留待他日再说。

四 口述与年谱

口述与年谱，这两者都是偏向于传记类的文献（研究专书），也是我近年来的工作重点之所在。

口述是中国现当代作家文献发掘的新方向。在内容和空间上，口述历史之于现当代文学研究都会有重要的拓展。我在这方面做了若干工作。当然，就实际呈现的材料而言，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而是一般层面的人物访谈；若从传记理论的角度来说，其间兼有自传和他传的含义。

最初的工作始于2002年对杜运燮、杨苡、江瑞熙（罗寄一）、郑敏等穆旦同学的采访，谈话稿发表时题为《“他非常渴望安定的生活”——同学四人谈穆旦》。之后，围绕穆旦家属、同事、友人也做过一些零散的访问，包括邵燕祥、申泮文、冯承柏、来新夏、魏宏运与王黎夫妇、王端菁与李万华夫妇、刘慧（穆旦外甥女）、鲲西（王勉）、王圣思以及穆旦儿子查英传、查明传等，这些谈话均未形成正式的文字稿。接下来的工作主要有两种，一种是2005～2008年的彭燕郊口述，相关文字最终结集为《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最新的工作则是荷兰汉学家的系列访问。

关于口述历史资料的一些话题，后文结合穆旦研究有较多讨论（见第四辑第一篇），这里从资料准备的角度来谈谈。

具体到做口述，准备工作始终是非常必要的，得熟悉对象，有针对性地准备资料与问题，要让受访者觉得你就是准备最充分的、问题最独特的那个访问者。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将访问提纲预先送到受访者手里，给受访者一定的准备时间。记忆的打开方式有时候是非常重要的，独特的问题、充裕的时间，都能很好地激活受访者的记忆。就我实际展开的工作而言，关于穆旦的访问，稍后进行的多半是临时联络的，资料准备有仓促之处，未充分拟定访问提纲，更未事先送达受访者手里。对彭燕郊的访谈基本上都是按照既定计划展开的，即先比较广泛地阅读各类资料，分专题拟定比较详尽的提纲，然后开展谈话。其间，彭燕郊也会提出一些可讨论的话题。准备比较充分，谈话周期比较长，也就有着更好的访谈效果。

相较之下，对荷兰汉学家的访问有着特别的难度，这里也单独说明一下。总的说来，此前的作家访问工作经验在此派上了用场，所有访问都是有计划进行的，即事先大致沟通，确定访问提纲，现场访问之后，再通过邮件往返或者现场校对文稿。实际形成的访谈稿大致都可说是属于话题明确、内容充实、层次清晰、语言干净的类型——过于口语化、前后重复的情形都做了技术处理。难度在于，荷兰汉学虽由来已久，对其历史状况的研究也已非常丰富，英文版、中文版都有“荷兰汉学史”一类著作，但近二三十年来，荷兰汉学家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还缺乏系统的、有效的梳理，受关注度还远远不够，大量的工作和故事还不为国内读者所知晓。这为前期资料的准备平添了不小的难度。译介到国内的资料或相关媒体的报道资料总量不多，又多偏向于著述、观点方面内容，且某些方面还存在精准度不足的问题（或表述比较含混，或有明显的错漏，如将“张贤亮”写作“张显良”之类），因此，主要也就只能从荷兰文资料入手——对一位完全不谙荷兰语的研究者来说，这样的工作实可谓困难重重。可以说，完全是凭借一种笨功夫，为了准备访谈和搜集中国文学在荷兰接受与传播的资料，先后借阅了200多种书籍，将相关信息一一拣出，为每一位汉学家制定了比较符合其汉学生涯的访问提纲——这也是难度所在，先后采访近十位荷兰汉学家，包括汉乐逸（Lloyd Haft）、高柏（Koos Kuiper）、哥舒玺思（Anne Sytske Keijser）、柯雷（M. van Crevel）、贺麦晓（Michel Hockx）、林恪（Mark Leenhouts）、施露（Annelous Stiggelbout）、郭玫媞（Mathilda Banfield）等。因对部分汉学家了解有限，实际采访是一个逐步扩散的过程，即通过先期采访过的汉学家介绍，再与新的受访者联络，此间反复，在资料准备方面也多耗费了不少时间。总的来看，困难归困难，但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有近十篇长篇访谈，再加上数种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荷兰接受与传播的专题论文，足可辑成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荷兰》（暂定名）。^[13]

再来说中国作家口述的情况。须知记忆往往有不可靠之处，访问之后，资料的核实是必不可少的。按照唐德刚在《文学与口述历史》中的说法，即便是像胡适这样资料详备的人物，其口述也要查找大量的材料加以“印证补充”^[14]。口述历史中的很多问题，特别是因史实错乱而缺乏足够可信度的现象，固然肇因于受访者有意无意的记忆错漏，但也和采访者的素养和主观失误有不小的关联。难题在于，在面对更为个人化的历史叙述的时候，无法“印证补充”的情形往往是多有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更可能是一种常态。即以关于穆旦的访谈为例，多位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其间亦有相互抵牾的现象。有当事人对他人的“历史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口述（回忆）并不准确，是在粉饰历史、美化自己。这一度影响了笔者对材料的取舍，但在穆旦“年谱”“评传”一类著述之中还是保留了多种声音。

此外，还有一重经验，即受访者个人立场、时代语境等方面因素都会对实际谈话产生影响。目前所出版的彭燕郊晚年谈话录是经过其本人审订、有过若干修饰的，最初的谈话应该要比现在所看到的更为丰富——也可能更为精彩。而且，比照其最后三年里的谈话与新时期以来所发表的一些文章，也可发现其中有不少参差之处。在荷兰汉学家访谈稿的定稿过程之中，也同样存在受访人基于某种审慎的考虑而对文稿进行洁化处理的情形。综观各类访谈稿，有你一言我一语的样式（有的文稿连哈哈大笑、起身拿东西之类情形都会记录下来），有通篇不过几个问题而回答都是长篇大论的样式，也还有其他的样式，我未专门考察过其中是否也存在类似情况，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在有文献参照的情形之下，参照受访者的其他文本，比照相关细节，也会是进入历史的一种特别的方式。

为作家编订年谱，就研究思路而言，其实是中国文学研究中比较老套的做法，个案研究，编年（作品编目、谱表编写等）先行。我出版过《穆旦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大象出版社2020年再版），《彭燕郊年谱》已初步编定（超过25万字），吴兴华年谱也在编写之中；同时，也对《艾青年谱长编》《西南联大诗人群史料钩沉汇校及文学年表长编》《蔡其矫年谱》有过专门的书评。于此之中，有几个感受特别明显。

一个是材料的选取。20世纪的文化语境盘根错节，复杂难辨，作家年谱、传记的撰写很有必要突破谱（传）主的单一性材料的局限；而且，这种突破的力度越大越好——突破越大，越能呈现出广阔的传记知识背景，也就越能呈现出复杂的时代面影。当然，不同的谱主也须分别对待，像穆旦这般材料较少的谱主，可尽可能采取穷尽式方式来处理材料，并辅之以适当的外部材料；而对于像郭沫若、艾青这样的著名人士，如何把握材料的广度与必要的尺度之间的平衡，看起来也是不小的难题。

另一个是档案的困扰。档案的效应自不待言，即如当初几经周折方才获得比较完整的穆旦个人档案和学校的相关档案，如果没有这批档案，不仅穆旦人生经历的很多重要节点无法查实，穆旦与新中国文化语境之间的内在关联多半也只能停留在猜想的阶段。所以，我非常认同目前学界的一个说法，如果当代档案解密的话，当代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都将可能会有重要的乃至根本性的改变。当然，在目前的情势之下，类似话题也无法深究，研究者总会受到各种时代因素的限制，此即一例也。

再一个，还想特别提及网络资源的积极意义。以彭燕郊年谱为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十几万字（2013年的数据），个人所藏相关图书资料固然比较丰富，但电子期刊资料的效应非常明显，用主题词“彭燕郊”或者“彭燕郊+××”搜索，可以搜出五花八门的线索来，其中最出乎意料的一类是由地方政府机构编辑的、未公开发行的地方文史资料，其中有不少相关回忆文字，也有彭燕郊本人的文字，而此类材料往往在别处全无线索，在图书查阅过程中也断难撞见。^[15]这种资料采集上的便利无疑是值得充分利用的，但电子资料和纸质资料是否准确对应，文献的非完整性对作家与相关语境的认识是否会有影响，也并非可以简单忽视的问题。

从作家传记的角度来说，此前我还曾完成《穆旦评传》，也是旨在将“个人”与“时代”结合起来，即如该书《后记》所言，“讲述了一位中国诗人并不顺畅的一生，也展现了一个风云变化莫测的时代”^[16]，但近年来本人在作家评传写作方面没有新的进展，故暂不展开相关话题的讨论。

五 期刊、选本与作品集

1990年代以降，期刊研究一度是一个不小的热点，一时之间，新成果不断涌现；但目前似有某种学术疲劳之势，尤其是对现代阶段的期刊的研究。近年来，有学者提到应重视地方性或边缘性报刊，即这种学术态势的反映。数代学人在整理现代作家文献的过程中，文化事业发达地区的或与重要作家相关的报刊已得到了反复检索，积累了丰硕的成果，报刊文献的开掘空间日益狭窄；但地方性或边缘性的报刊还具有相当大的开掘空间，俨然成为作家文献辑佚非常重要的来源，学界对废名、周作人、冯雪峰、冰心、曹禺、老舍、沈从文、穆时英、胡风、卞之琳、汪曾祺等重要作家集外文的较多开掘，就是基于对此类报刊的细致翻阅。我对《南开高中学生》《火线下》等刊物的研究，大致即可归入此类。

下延到当代，报刊则还有着非常大的研究空间。各类文学报刊自不待言，各类非文学报刊也可能有一定的文学版面（如报纸副刊等），值得规整；研究类报刊的数量也非常之大，其中如《新文学史料》即值得特别注意。这份1978年创刊、至2019年底已出版160余期的刊物，就其实际容量而言，早已超过了现代阶段的绝大部分刊物，已有足够的研究空间；而就其实际内容而言，“这个丛刊以发表五四以来我国作家的回忆录、传记为主，也刊登这个时期有关文学论争、文艺思潮、文艺团体、流派、刊物、作家、作品等专题资料，刊登有关的调查、访问、研究、考证，还选登一些过去发表过的比较重要但现在不易看到的材料和文物图片，以及当前有关文学史工作的动态、报道和对已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介绍、意见等”。四十年来，刊物的总体宗旨基本保持不变——前述文字出自《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封二所载《致读者》，除了最末一小段之外，至今仍刊登在杂志的封底。但一个堪称文学史或者思想史的命题是，即如四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总体语境的潜移，“史料”概念的演变——特别是其与时代语境、政治风潮、学术纷争乃至相关人事之间或隐或显的关联，显然都是饶有意味的话题，值得深入探究。若说《新文学史料》是一部四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微观史，当不为过。我新近指导研究生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新时期以来胡风形象的历史演变——以〈新文学史料〉为中心的讨论》（肖尊荣，2018年），对相关话题有非常直观的认识。不过目前对《新文学史料》的专题研究仅两三篇，可见还有很大的后续研究空间。

选本和作品集方面的话题也值得注意。鲁迅曾言，“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17]。回到具体历史语境，顺着作者的“眼光”，往往能探究出其间复杂的历史纠葛。多卷本作家文（全）集或者大型作品集的出版，因文献的全面、新颖（往往有不少新披露的材料），亦能引发一些重要的议题。

就我所关注的情况来看，较早完成的《政治理性与美学理念的矛盾交织——对于闻一多编选〈现代诗钞〉的辩诘》，试图勾勒选本背后“政治”与“美学”的纠葛，即人与历史的纠葛。后因参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版三十卷《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编选工作（为第八卷主编）的缘故，对所入选的“湖南诗人”做过专题讨论，涉及历史影响与当下传播方面的话题。实际上，即以第八卷为例，罗寄一、俞铭传这两位被湮没的诗人也可堪再讨论。

新近出版的作家全集，我特别留意了十卷本新版《罗念生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五卷本《吴兴华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和十卷本《朱英诞全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就文学而言，三位都属于比较边缘的人物，而从全集编撰的角度来看，三套全集恰可说是三种不同的形态，所触发的研究状况与文学史命题值得注意。

《罗念生全集》属修订再版，总体格局未动，基本上仅是后一两卷及附册有较大增补和调整。罗念生先生留给世人更为主要的形象，无疑是古希腊文学的翻译者与研究者。其作为新诗人和新诗理论建设者的名声则长期不彰。资料显示，罗念生的新诗写作、新诗理论的建构与古希腊文学的翻译、研究之间，具有某种同源同构的关系。其新诗写作及理论建构蕴含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自觉意识：在理论层面，着力于术语的界定、辨析与厘清，如诗、轻重、节奏、节律、音步等；在写作上，即试图通过对西方诗体的引入与尝试，以拯救新诗形式（“文字与节律”）的流弊。但文献的长期散佚显然是一种妨碍：其新诗理论文章此前从未汇集出版，唯一的诗集《龙涎》也早已绝版，《铁牛——一名战争》这等叙事长诗也极少为人所知。初版全集的这方面资料也有较多遗漏，新版则有大幅增加，全部新诗和诗论文章集合起来，够得上单独出一册比较厚实的《罗念生新诗与诗论集》。以此来看，随着新版《罗念生全集》的出版，罗念生作为新诗人和新诗理论建设者的形象终于有了比较清晰而完整的呈现：一个创作量并不大但“很勇敢的”、有着“冒险尝试精神”（借用罗念生评林庚语）和特殊诗学抱负的诗人，一个执着于新诗形式建设的理论家。

《吴兴华全集》属大幅重编——此前为两卷本《吴兴华诗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作家研究的深入发展往往得益于新文献的发掘乃至成形的文献专书的出现，对于吴兴华这般曾经在较长一段时间之内被文学史所遮蔽的人物的研究而言，多卷本全集的出现显得尤为重要。由两卷到五卷，新增了一批诗歌、一部书信集和一批翻译材料，其中，从手稿和期刊新辑录出的百余首诗歌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窥见吴兴华诗歌创作的全貌，《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对于了解1940～1952年吴兴华的个人生活、文学创作、翻译与诗学理念则多有助益。当然，仍有若干诗文遗漏，而且，全集的编校体例也有再商榷之处。

《朱英诞全集》属新编。对于一位无甚名气并且仅仅出版过一些零散的作品集的诗人而言，陡然推出十卷本全集，着实令人称奇。全集包括新诗五卷，旧体诗、散文各两卷，学术及其他一卷。根据介绍，朱英诞创作生涯长达五十年，共约有3000首新诗、1300首旧体诗，并对新旧诗歌均有研究。全集所录大量作品均“从未面世”。一些评论者称之为“富矿”，但即如对“潜在写作”或“地下文学”的评定，如何评定朱英诞那些“从未面世”的诗作及其文学史意义，实际上也可能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六 融合文献、文本与文学史视域的综合性研究

并不难发现，上述研究之中，无论是对新材料的发掘（辑佚），还是对书信、年谱、口述、域外汉学等方面的研究，均可说是在“文献学”整体视域这一认知范围之内。在实际研究之中，主要运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方法与知识理念，诸如辑佚、校注、考证之类。这些方法主要从传统古典文献学方法发展而来，也依据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实际状况做出了若干重要的拓展。同时，鉴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尚缺乏普遍周知的规范，对相关技术性的因素也是多有关注。

时至今日，这些方法自是无须再做普及，这里想强调的一点是，在新材料、各类惯常的文献类型的整理与研究方面，类似操作可谓理应如此，但从一个普泛的层面来看，即如朴学方法、新批评理论在相关潮流散去之后仍能得以贯彻，我个人还是致力于文献学知识理念作为一种常态运用于实际研究之中——现当代文学研究所面对的更广大的内容其实是一种常态性的存在，并非总是“新”“佚”“补”之类的文献（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新材料”虽确有一时之效，最终也还是会统合为常规材料），也可能没有复杂的版本状况。也就是说，在一般性的研究之中，亦应以文献为基础，广泛而细致地运用文献材料，结合精当的文本分析和必要的文学史视域，从而达成对作家、文本、时代与文学史的综合认识。这也是解志熙教授所强调的文献学作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简言之，即“强调面对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文本，文学研究者在发挥想象力和感悟力之外，还有必要借鉴文献学如校勘学训诂学家从事校注工作的那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与比较对勘、观其会通的方法，而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那也就有可能将文献学的‘校注法’引申为批评性的‘校读法’——一种广泛而又细致地运用文献语言材料进行比较参证来解读文本的批评方法或辨析问题的研究方法”^[18]。

我也努力在这些方面做过一些写作尝试，本书所录三篇大致可说是循着三个不同路向展开，《“滇缅公路”及其文学想象》将“滇缅公路”视作一个独立的对象，融合历史文本、诗歌（包括一定量的修改）和多重历史因子，旨在揭示相关文学想象背后复杂的历史况味。《历史语境、文学传播与人事纠葛——“副文本”视野下的〈呼兰河传〉研究》首先是应和了近年来兴起的“副文本”研究理念，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以近八十年的时间跨度来考量，旨在回溯历史语境，并揭示某些个人记忆与人事纠葛之于历史叙述的效应。《“命运”之书：食指诗歌论稿——兼及当代诗歌史写作的相关问题》，是将作家个人写作历程梳理、文本分析以及各种历史文献的细致参读结合起来，凸显了个人写作与时代语境的纠葛以及相关的文学史写作的话题。

或许也可以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取，严耕望先生曾谈到新的稀有史料的运用与普通史料的研读问题：“新的稀有难得的史料当然极可贵，但基本功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新发现的史料极其难得，如果有得用，当然要尽量利用……运用新的史料很容易得到新的结论，新的成果，自然事半功倍。”“研究者要凭史料作判断的依据，能有机会运用新的史料，自然能得出新的结论，创造新的成绩，这是人人所能做得到的，不是本事，不算高明。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19]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现代历史研究的互动关联，在近年来的研究之中得到了明确的申述^[20]，历史学和文学虽有差异，但基本道理也还是多有相通之处的。

余论 几点研究愿景

如上所述，主要是基于个人研究而提出的观察和思考，相关叙述主要是结合本书所录篇章展开，这些篇章大致涵括了本人目前工作的一些主要方面，以此为基础，本人亦曾有过一些研究愿景。至于能否达成，还有待更长的时间来检验。

其一，探索并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体系，关涉现代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

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自然会带来研究局势的异动，对既有文献的重新校理同样能夯实研究基础、带动学术创新。在文献学知识理念引领之下，版本、异文和作者意识、审美理念以及写作者与时代语境的错综关系、文本阐释的精确性与有效性等重要问题直接相关。从“作品”或“文本”到“文献”，并非名词的简单替换，而是涉及对象本身、研究观念、治学态度、学术方法等一系列问题。

其二，现代文学文献学方法具有多重效应，它也是一种切实有效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方法。

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诸种方法既基于古今文献工作的内在关联，也结合了现代文学诸多新状况，其中，辑佚、考证、辨伪、目录学等方法仍大有作为，手稿学之于文献整理、口述历史之于文献采集、汇校之于版本校勘均有特别的效应；批评性校读由文献学的“校注”转化而来，广泛而细致地运用文献语言材料进行比较参证以解读文本；版本批评由“版本学”引申而来，是运用科际整合的理念对由现代文学版本引发的诸多问题所进行的综合研究。凡此，均凸显了现代文学文献学方法所具有的多重效应，既有整理文献之效，亦有批评与研究之功。质言之，文献学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方法，在目前发展尚不充分的情势之下，现代文学文献学可统归在现代文学史的总体框架之内，即一种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的研究，构成现代文学研究的多元态势。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通过坚实的理论架构与长期的文献实践，现代文学文献学自身的独立价值亦将进一步彰显，亦能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即如古典文学文献学所具有的学科价值意义。

其三，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亚学科，与古典文献学、现代文学史料学之间既有重要的学术关联，也有明确的概念分野。

现代文学文献学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及现代文学自身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而提出的。它承袭了古典文献学的基本要义，即注重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并在考证、版本、校勘、目录等方面展开一系列必要的研究工作；但在文字形态（白话文、新式标点等）、文献载体（现代印刷技术下的报刊）、版本样式（如“副文本”“异文本”的出现）、校勘方法、批评原则等方面均有着新的学术特征。文献搜集与史料发掘自然是相通的，但现代文学较长一段历史时期之内所累积的诸多问题，如亟待（重新）校理的大量文献（特别是年代稍远的全集或文集）、芜杂难辨的版本状况以及由此所衍生的研究规范等，则是史料学难以涵盖和解决的；史料往往被认为是服务于史学的，是史学研究的资料，史料整理是个初始的工作；而文献工作有更多层面的参考价值，可以成为发动学术的工具，甚至成为一代思想的发源。

其四，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工作涉及诸多方面的因素，学界同人很有必要加强学术协作，共同推进现代作家文献的整理工程。同时，学界同人亦有必要“酌定可供同行共同遵守的文献工作规范以至于可通用的文献工作语言”。

2003年，“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解志熙教授在“共识述要”中曾谈到当时学界的一些共识，如“现代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刊布是一项牵涉面很广的公共工程”；又如，“有必要借鉴古典文献学的传统惯例、汲取以往现代文学文献研究成果的成功经验，根据现代文学文献的实际情况，确定一些基本的工作标准，并酌定可供同行共同遵守的文献工作规范以至于可通用的文献工作语言”^[21]。从目前情势来看，症结依然存在，依然有待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

实际上，也正是基于对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局势的判断，2016年，我召集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希望相关议题引起更多关注。会上，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副会长刘福春先生呼吁建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科，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工作的某种紧迫性。

[1] 本篇的部分叙述和书中章节直接相关，未一一引注。

[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3] 可见于《郭小川全集·补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郭晓惠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

[4] 王锡荣：《虽是交代材料，也有史家品格——从〈冯雪峰全集〉收入“交代材料”谈起》，《文汇报》2017年1月17日。

[5] 洪子诚：《历史承担的意义》，郭晓惠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第362～365页。

[6] 解志熙：《相濡以沫在战时——现代文学互动行为及其意义例释》，《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3期。

[7] 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5～63页。

[8] 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8、18～19页。

[9] 王毅：《几位现代中国诗人的文学史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

[10] 郭沫若著、桑逢康校《〈女神〉汇校本》，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郭沫若著、黄淳浩汇校《〈文艺论集〉汇校本》，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郭沫若著、王锦厚校《〈棠棣之花〉汇校本》，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李劼人：《〈死水微澜〉汇校本》，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钱钟书著、胥智芬汇校《〈围城〉汇校本》，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

[11] 郭沫若著、陈永志校释《〈女神〉校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沈从文著，金宏宇、曹青山汇校《边城（汇校本）》，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

[12] 主要有两方面内容，另一方面是关于“七月派”的历史构成与重新评定的内容。

[13] 因荷兰汉学方面的内容已成系列，拟另单独成书。本书仅收录一篇，以现其貌；同时，相关话题也仅浅尝辄止。

[14] 唐德刚：《书缘与人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5页。

[15] 比如中共恭城县委党史办公室1988年编辑的《党史资料汇编（解放前部分）》，有《彭燕郊同志谈李春讯同志的事迹》一文，为彭燕郊1982年4月所作，所谈为1947～1948年在桂林监狱的情形。

[16] 易彬：《穆旦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73页。

[17] 鲁迅：《“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21～422页。

[18] 解志熙：《老方法与新问题——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页。

[19] 严耕望：《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20] 王彬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互动》，《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21] 解志熙：《“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共识述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